魏晋南北朝哲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哲学思想、理论的统称。在369年中，只有西晋统治的35年是统一的，其余时间政局持续分裂，这决定了魏晋南北朝哲学的多元化特点。这一时期的哲学思想，主要有魏晋玄学，南北朝佛学，以及儒教经学和道教思想。
魏晋玄学是继两汉神学经学衰微，思想界复杂多变之后，以简约、精致、思辨性强、覆盖面广的形式出现的。正始年间，何晏、王弼凭借《老子》、《庄子》、《周易》三玄阐发玄学贵无理论。认为“有之所始，以无为本。欲将全有，必反于无”（《老子注·四十一章》），提倡“天地万物以无为本”，来会统多变全有的现象界。并强调“崇本息末”、“举本统末”，变秦汉宇宙生成论为魏晋宇宙本体论，在理论思维上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就本体论而言，郭象反对有一个世界万物的主宰，认为万物是自生独化。裴则强调万物是自然产生，“本体”就是“有”，提出“崇有”思想。王弼贵无理论的现实意义是以自然为本，名教为末，玄学家的末流则以此为放荡虚浮根据，因而受到裴对自然无为的批评和郭象对儒道自然名教的调和。阮籍、嵇康则因对司马氏集团虚伪礼教的反感，表现出反儒的倾向，并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命题。玄学家在取三玄阐发玄旨时还强调发挥义理之学，提出了与玄学本体论一致的“得意忘言”、“得意忘象”等方法。欧阳建则对此作了批评，强调言尽意论。除此之外，魏晋年间还有一些哲学家以其他形式提出自己的思想，杨泉提出“立天地者水也，成天地者气也”的自然观。鲍敬言针对门阀士族的腐朽堕落提出“无君论”思想。东晋时期，玄学与佛学趋于合流。名士与名僧以讲佛教般若学来补充、发挥魏晋玄学，产生佛教玄学。其后又出现佛教般若学的六家七宗。当时中国僧人对佛教理论有了深入研究，已不满足于对外来佛典的翻译，而是结合中国实际，有所创新、发展形成佛教中国化。并因统治者的支持，佛教在南北朝占据统治地位及形成一个特殊的僧侣阶层。此时的佛教学者鸠摩罗什及弟子僧肇等在关中形成一个般若学研究中心，道安及弟子慧远等在庐山形成一个兼容大小乘的佛教研究中心，道生则阐述了独创的涅槃佛性论。
南北朝时，佛教宣扬灵魂不灭、转生轮回、因果报应。适合了当时统治者欺骗人民和自我麻醉的需要，但也遭到一批反佛学的无神论者的反对，导致当时神灭与神不灭之争。东晋末年的戴逵、南朝初的何承天，以东汉桓谭“烛火喻形神”的神灭思想反对神不灭和三世轮回。范缜继承发展前人的无神论思想，宣传富贵贫贱皆是自然现象，否认萧子良宣扬的佛教思想。其后范缜又作《神灭论》和《答曹舍人》，论述“形神相即”和“形质神用”思想，批判了佛教神学的理论基础神不灭论。范缜思想克服了先秦以来唯物主义者以烛火喻形神理论上的缺陷，将无神论推向新的阶段。
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并由民间的原始道教上升成为统治者服务的道教。当时道教代表人物有葛洪、寇谦之、陶弘景。在道教哲学上，葛洪等视“道”为造化之根、神明之本及天地之元。道教徒还将“道”人格化为神，将老子神化为天尊等。葛洪、陶弘景还大力提倡炼丹以求秘方长生之术，其中还保存着不少药物学、原始化学及天文学科学知识。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和道教在诸如生死、形神等问题上看法不同，但也互相吸收。北朝寇谦之撰《老君音诵诫经》，模仿佛教戒律形式；南朝陶弘景撰《真诰》记述真人弟子学佛，吸取佛教地狱转生说。佛教中也有学道教炼丹求长生思想影响的地方。其时佛教和道教还存在互相为争夺宗教正宗地位的斗争。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教经学尽管丧失独尊地位，但还是官方肯定的维护封建宗法制度的经典依据，仍保持着思想文化上的正宗地位。王肃是魏晋朝廷典章礼制的重要顾问。何晏的《论语集解》和王弼的《周易注》构成玄学经学。东晋偏安江左，经学也得到发展，韩康伯以玄学解《易》，范宁集解《春秋穀梁传》等。其时经学力破汉代经学家法界域，融合儒道，义理、训诂并行不悖。南朝经学因封建宗法制度的需要，在政治、伦理、哲学等方面都有经注。并在训诂之学、义理之学方面得到很大发展。北方少数民族因社会制度的需要，更热心于儒教经学。并因北朝封建制度的建立，道德风俗的树立，更热衷于训诂典章制度，呈现出南北不同的学风。
魏晋南北朝的儒、道、释三教之间存在着互相排斥和互相争辩的情况。互相争辩又促使三教互相融合，这为以后宋明理学的产生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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