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著名学者汤一介先生曾这样评价季羡林：

“除季羡林先生外，中国在二十世纪中叶以来没有出现过真正的国学大师”。

那么，季羡林到底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学大师呢？

究竟什么是国学？

兴起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国学思想，发展至今大体经历了由官学——国故——批判——回归的历程，不同时期涌现了很多国学大师，代表人物有梁启超、黄遵宪、邓实、章太炎等人；也有上世纪80年代文化热时期著名国学大师胡适先生、顾颉刚先生和钱穆等人；也有新时期国学复兴热阶段的学界泰斗饶宗颐、汤一介、钱穆等人。

那么究竟什么是国学呢？我以为应作出狭义、中义、广义的三种解释。狭义的国学就是传统的中国学术；中义的国学是在传统中国学术的基础上发展了的中国学术；广义的国学应当包括一切中国主创的学术，不管是在中国传统的基础上，还是在别国学术的基础上。三种国学可以有一个最广义的释义：国学就是中国主创的学术。

狭义的国学即传统的中国学术，包括自远古一直至近代的中国学术，包括称得起学术或者更通俗点说是称得起学问的所有门类，包括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其中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儒、释、道及传统文学艺术常常被当作传统国学的代表性内容。

中义的国学是在传统中国学术的基础上有所发展的中国学术。如中国通史、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中国美学史、中国绘画史、中国书法史、中国音乐史都是在中国学术基础上又从现代西方学术得到启示编撰的成体系的新的中国学术。

从个案说，如梁漱溟等到杜维明等的新儒学，林安梧等的“后新儒学拟构”则已吸收现象学、存在主义等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因素。再如新诗学，从白话诗有闻一多等的新格律、郭小川的拟赋的回荡式单元律。

从理论上说如钱钟书从现代心理学得到启示提出的“通感”是对传统诗学的新的提炼。再如从齐白石到吴冠中的水墨画、现代交响乐配乐的京剧、金庸等的新武侠小说、现代的中国气派的建筑、园林艺术等等。再如甲骨学，虽然甲骨文古已有之，但甲骨学则是数千年之后的近代才兴起的学问。这些学问的共同特点是在中国传统学术基础上生长的，正在形成浩浩荡荡的洪流。

广义的国学应是所有中国主创的学术，不必一定是以中国传统学术为基础的。中国学术应当有更加恢宏的气象。凡人类学术，只要中国人能走到前列、有新的创造，都应视为广义的国学。

季羡林在其他国学大师对国学思想认识的基础上扩展了国学视野，进一步指出：

“国内各地域文化和五十六个民族的文化，都应包括在国学范围之内……敦煌学也包括在国学里边……而且后来融入到中国文化的外来文化，也都属于国学的范围。”

季羡林先生的为国学下的这个定义也称之为“大国学”。所谓“大”指的是国学所涵盖的范围，具有大而全之意，不仅仅是局限于中华民族某个地域、民族的文化，而是56个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具有民族性和整体性。

季羡林“国学”思想的核心内容

季羡林提出的“国学”思想有三大核心内容。第一，整体主义思想，体现在他对国学内容研究所采取归纳和综合的思维方式以及去中心主义的多元文化观中。

国学研究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研究国学必须全面了解国学的各个方面。季羡林认为国学不同于西方人研究的汉学，中国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少数民族文化、地域文化也应纳入国学研究的领域。在对待东西方文化之间关系的态度上，季羡林反对文化一元论和独断论，坚持文化多元论、强调异质文化相互借鉴和吸收。

第二、和谐观。在季羡林看来，“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包括三个层面，天人合一、人人合一、个人合一。这三种层面的每一层面都包含了十分丰富的内涵和智慧。但无论是天人合一、人人合一，还是个人合一，都不是一成不变和凭空出现的，而是不断吸收和借鉴其它优秀文化变化发展着的。例如，佛教主要强调个人修养，主张个人合一，如何使人身心和谐；藏文化很重视天人合一，如何使人与自然和谐；儒家强调教养，根据做人的需要讲“仁”、“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何使人与人和谐等等，是中国哲学本体论的核心。

第三、“爱国、孝亲、尊师、重友”的人生四要素。“爱国”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也是季羡林百年沧桑人生的独特写照，无论是青年时期、留德十年、牛棚岁月还是北大任教时期，季羡林都用自己的行动深情诠释和践行着“爱国”这一思想。

比如，先生青年时期，就曾写下歌颂祖国大好河山的诗篇《泰山颂》，体现了深厚的爱国之情。尤其是留德十年为了拯救世界绝学选择吐火罗文和巴利文的毅然决定，并在此期间饱含深情地写下了《回忆母亲》的感人篇章，文章中将自己对祖国母亲与自己生母的深切思念放到同等重要位置，体现了一个身在异国他乡游子深厚的家国情怀。

“孝道”思想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季羡林国学思想的核心之一，体现在季羡林对母亲，叔父和婶母所尽孝心之举中。“尊师、重友”，中国文化强调“三人行必有我师”、“尊师重道”、“良师益友”等主张，季羡林认为我们应该尊重我们的长辈，友善地对待我们的晚辈。

季羡林“爱国、孝亲、尊师、重友”的人生格言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了解季羡林的人生智慧，可以在潜移默化中提升公众的人文素养，拓展人文视野和培养人文关怀。

此外，季羡林曾强调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输入——输出”双向交流的过程，从其他民族融入到中华民族的外来文化，以敦煌学为代表也属于大国学的范畴，体现国学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季羡林对国学的贡献

对于国学，季羡林有三个方面的独特建树。首先，他对于传统国学有独到的领会，尽管他并没有就传统中原国学作过系统的研究，但是他因为自幼的传统国学熏陶，因为一痴迷的关切，对于传统中原国学的大要有深切的把握。由此才能演绎出“天人合一”、“综合思维”等命题。

其次，在大中华范围的国学上，季羡林有旁人难及的建树。过去一般理解国学就是儒学中原的国学，而季先生的建树却在今新疆，操吐火罗文的是一个早已湮没了的处于东西方交通要道上的部族，对于大中华、对于中西交流乃至中华民族的形成乃至世界的形成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有人考证吐火罗人是后来迁到印度与迁到欧洲的印欧人的源头，又有人考证接近中亚的黄帝族可能也是源于吐火罗的印欧人。东夷诸族及炎帝族才是中原土著。那样吐火罗对国学的意义就大了，因为没有黄帝族也就没有完整意义上的炎黄、完整意义上的中国。这显然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大国学。

其三，季先生独特的东西方比较文化的视野使他有可能在传统国学的基础上观察当今的传承与发展问题。这可能是研究传统国学的现实目标，本身就可归入新国学的范围。

饶有趣味的是，季羡林先生自己曾主动请辞三个头衔：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在我看来，学者的本分就是把思想一个字一个字码出来，他有没有思想、有多重要的思想与一时虚衔毫无关系。大师、泰斗、国宝一类都是一些无法考量的负担。一个即或是天马行空的学者受之都会浑身不自在。

当大师既不自在，又是一个虚名，又很难衡量，质朴谦和如季先生，请辞势在必然。然而，季先生的请辞并不影响他极其丰硕的建树，他有几个“家”是非常难得的。

他是一个非常独到的语言学家。他不仅通晓数种西方语言，而且懂只有为数不多的人懂的梵文，更懂当今世人只有十数人懂得吐火罗文。他破译了吐火罗文的历史悬案，有《罗摩衍那》那样的翻译巨著。他又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历史学家与东方学家、文化学家。季先生对中亚历史，对中国、中亚、印度、西方之间关系的历史有深入的研究，他的《糖史》称得上细致入微。他的这种学术背景使他有可能把东方“一统”成为一种“学”，他不仅创办了北京大学东方学系，而且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东方、关于东西方文化关系的命题……

对于季先生，头衔真的不怎么重要，那主要是后人的事，可以留给历史去淘洗。他做了那么多别人做不到的事，他有着深深的中国情结、东方情结，他让人感到说不尽，他成为一种象征，他让人感到做个好人没有什么不好，这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