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法东传，翻译的功劳是第一位的。但译经绝不是文字的简单对应，当《金刚经》以汉字版本流传的时候，它已不再专属于印度文化。我们可以把《金刚经》的源头追溯到印度古代，但它的流变更是中华文化发展的证明。
按照佛说法的顺序，《金刚经》是佛关于“般若”的第九次讲说。佛在四处说法地点讲说“般若”共十六次，后世整理了六百卷佛经。但这些佛经翻译成中文的时间却相差很远，像《金刚经》，早在唐玄奘翻译全部《大般若经》之前，就已经在汉语圈子里流传很久了。
《金刚经》包含了大乘佛教般若学说的精华，其般若“性空”思想，是印度大乘佛教立世的理论基础。《金刚经》一问世，在印度就受到了广泛的重视，许多著名的高僧大德例如无著、世亲等人都对它作过注疏。可惜的是，这些珍贵的资料，包括原经文，都已经随着佛教在印度的衰落而失散各处，不知去向了。因此，探讨《金刚经》的流传演变，只能在体系完整的中国佛法里进行。这一观点，南怀瑾老先生也有论述：
“我们研究印度的文化及历史，知道印度人不太注重时间，所以印度人没有历史观念。十七世纪以后，靠着英国以及东西方一批学者的整理，才有了印度史。不像中国的历史，是从古老开始五千年一直下来的。所以有些人要学梵文来研究佛学，那就是一个非常滑稽的事。尤其是现在的梵文，是十七世纪以后的梵文，唐宋以前的梵文，连一本原经都找不到了。而且唐宋以后的梵文，有南印、北印、东印、西印、中印，五方梵文各自不同。我们当时翻译过来的梵文也有不同，咒语的发音也有不同，这些旧的梵文，现在影子都找不到了。所以说，一般研究梵文的佛学家，用十七世纪以后，欧洲人整理出来的梵文，追究少数留下来南传佛教的本子，想探讨整个的佛法，用孟子一句话来说：‘缘木而求鱼。'
佛法东传，中国文化最终接纳的是大乘佛教，作为大乘根本的《金刚经》自然受到青睐，较早地被引入中土。虽然《金刚经》的翻译可以被追溯到更早，但后人普遍认可公元402年，即十六国时，著名翻译家鸠摩罗什所译的《金刚经》是第一个中文版本。此后历经南北朝各代，直至隋唐，短短三百年间，至少有六种汉文译本问世。可见这部经典当时在中华大地的流行程度。《金刚经》进入中土的时机很好，适逢魏晋南北朝，谈玄之风日盛。中国的士人看到般若思想的“性空”理论，认为与玄学的“有无”的哲学思辨相通，所以也拿来当作玄学思想的补充。加上鸠摩罗什的高妙翻译，很有中国特色，所以《金刚经》一入中土，便跻身主流思想。由于《金刚经》既作为文人士大夫的清谈对象，又有诸多统治者在背后扶持，所以它在中土社会上的受重视程度远胜于印度。
最后一版中文译本是公元702年武则天时，由僧人义净翻译的《佛说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此后就再也没有汉语的《金刚经》翻译了。但《金刚经》的流传并没有停止。
隋唐时期，中国佛教内部开始形成宗派，但各宗派都对《金刚经》尊奉有加，无论天台、华严还是三论都竞相习诵，并按各自宗派的义理进行阐发。例如天台宗用佛性论为《金刚经》注疏；华严宗以真如缘起论解释《金刚经》；而禅宗到六祖以后更是以《金刚经》为传法心印。
唐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玄宗李隆基颁布《御注金刚般若经》，把它和《诗经》《道德经》一起颁行天下，从此《金刚经》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国佛教文化的代表性经典。
此后，儒、释、道三家的思想相互影响、渐趋融合，《金刚经》也超越宗教性，成为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代表而《金刚经》注疏也从纯粹的佛理变成了中国传统思想的大集合，动辄从释迦、迦叶一下跳到唐尧、虞舜、孔子、颜回。至明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成祖朱棣编纂《御制金刚经集注》，各家对《金刚经》的注疏已不下百种。所以，讲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国学修养，不懂一点佛教常识，不读《金刚经》，是不能算是有学问的。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清末、民国。
20世纪50年代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出现了一段真空，《金刚经》同今天的人们才有了很深的隔膜。幸而时代进步，重谈传统经典，才会有越来越多的著作来沟通《金刚经》与当代的读书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