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是一个外来宗教，一开始佛教的传播都依靠天竺僧人。后来也逐渐开始有中国僧人不满于天竺僧人的转相传授，开始主动前往天竺求取真经。玄奘大师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1]
一、释门千里驹
玄奘，俗姓陈，名祎，法号玄奘。生于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一说生于仁寿二年，即公元602）。洛州缑氏（今河南偃师缑氏镇附近）人。
玄奘出身官宦世家，曾祖陈钦，官至北魏上党（今山西长治）太守，祖父陈康官至北齐国子博士，父亲陈惠，在隋朝时一度出任江陵（今属湖北）县令，以后回到故乡，过着晴耕雨读的生活。陈惠对于儒家经典颇有研究，又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他有四个儿子，玄奘最小。当时佛教盛行，玄奘的二哥陈素在洛阳净土寺出家，法号长捷。受兄影响，幼年的陈祎常去寺内，对佛学产生强烈兴趣，十一岁时就已经能背诵《维摩诘经》《法华经》等佛教经典。十三岁时也在洛阳出家。他天资聪颖，专心致志研究佛学，很快取得了比较高的佛学造诣。
隋末天下大乱，僧众纷纷西游，玄奘随二哥入川学佛，数载钻研，学业大进。为追求更高的目标，他不顾兄长的劝阻，毅然顺长江东下，先后在荆州、赵州、相州等地遍访名师，广涉佛经。贞观元年（627），他来到长安的庄严寺，师从道岳学《俱舍论》，同时又向法常、僧辩两位高僧学习。二十八岁时，由于玄奘超群的智力和刻苦的求学精神，佛学修为达到较高的水平，受到两位高僧的称赞，被誉为“释门千里之驹”而驰名长安。[2]
玄奘在苦心钻研佛学中，发现当时国内佛教经论的体系杂乱，有些问题各家众说纷纭，部分经典的翻译也存在着较多的差错。玄奘虽然在国内遍访名师，学习了前辈大家的诸多说法，但是依然感觉到无所适从。贞观元年十二月，印度学者颇蜜多罗来到长安，他十分推崇《瑜伽师地论》。玄奘听说天竺（古印度）这个地方有很多佛经，于是决心西游，“以问所惑，并取《十七地论》，以释众疑”。 [3]《十七地论》，即《瑜伽师地论》，这是一部大乘瑜伽学的要典。学习《瑜伽师地论》，这是玄奘决定西游的主要原因。玄奘深知西行的艰难，所以除积极学习梵文外，还进行各种魔鬼训练，增强体能，为西行创造条件。
二、西去求法
唐朝初年，西突厥势力很大，西北边塞局势不稳，政府并不允许人们出国。玄奘邀集西行的僧侣虽一再申请西行，都未被批准。同行者纷纷退出了西行行列，但玄奘依然不改初衷。
贞观三年（公元629年）三月间，长安闹饥荒，朝廷允许长安城中的人们外出求食，于是玄奘借机离开了长安，私自跟一些商人向西进发，来到边塞重镇凉州。凉州都督李大亮为执行朝廷禁止私自出塞的规定，下令要求玄奘返回长安。但是玄奘并没有听从他的命令，在当地高僧慧远的帮助下，玄奘昼伏夜行，经过张掖抵达瓜州。这时，朝廷的访牒，即通缉令，也到了瓜州，逼令玄奘返回长安。恰巧瓜州州吏李昌也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他为玄奘这种立志求经、勇往直前的精神所感动，毅然放行，当着玄奘的面把访谍给撕毁了。
途中玄奘碰到一位熟悉西行地理情况的老翁。老翁告诉他：“西路险恶，沙河阻远，鬼魅热风，遇无免者。”[4]玄奘则表示自己不到天竺不东返，就是死在路上也决不后悔。老人深为所动，便将一匹往返伊吾（哈密）国十五次的老马送给了他。
唐初，丝绸之路在出了玉门关之后分为南北二路，北路由天山南麓过葱岭，南路由昆仑山北麓向西过葱岭，玄奘选择了北路。他与向导乘夜出发，但不久向导借故离他而去，玄奘独自一人继续赶路。茫茫荒野上，玄奘靠着一堆堆驼马粪和骸骨痕迹的指引前进。
玄奘出了边境以后，便踏上了莫贺延碛（意为“大戈壁”，即今安西至哈密一段沙漠）。碛长八百余里，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险途莫测。入沙漠后，玄奘迷失了方向，找不到野马泉，匆忙中又弄翻了水袋，沙漠中没有水，就等于没有生命，玄奘打算回返取水，走了十余里，想起自己的誓言，宁可西行而死，决不东归而生，便又重新西进。四五天后，昏倒在黄沙之中。半夜里昏迷中的玄奘被凉风吹醒，他又振作精神，继续前进。幸而老马识途，终于在附近找到了水泉，玄奘得救了。
出了大沙漠，玄奘经伊吾（今哈密）来到高昌国（今吐鲁番）。高昌国王麹文泰笃信佛教，他久闻玄奘大名，热情挽留，竟给玄奘造成了意外的困难。在西行的路上，玄奘遇到的并不是女妖精想留他，而是许多虔诚的佛教徒。因玄奘拒绝留居高昌，高昌国王采取强硬措施，坚决不许玄奘离开高昌。玄奘怎么解释也无济于事，最后以绝食表示决心。到第四天，高昌国王终于同意放行。因为作为虔诚的佛教徒而言，如果逼死了一个有德高僧，那真是罪孽深重了。不过他也提出了条件，就是玄奘为高昌臣民讲经一个月，取经后先在高昌讲经三年。玄奘答应了这些条件。在讲经期间，玄奘享受到了非常高的礼遇，国王亲自趴在地上给玄奘当梯子，让玄奘踩着他的背登上讲坛。后来在玄奘临走的时候，麹文泰还是有些放心不下，就决定与玄奘结为异姓兄弟。我们看到《西游记》里玄奘被女儿国的国王称为御弟哥哥，可是那并不是唐太宗的御弟，而是麹文泰的御弟。有了国王哥哥的支持，玄奘前行的路就不用再担心食宿等费用的问题。
玄奘这一路上遇到了不少的困难，而且也遇到了不少奇怪的事情。比如他进入突厥管辖的地区后就遇到了一伙强盗。强盗有两千多人，玄奘等就几个人，所以只好坐以待毙。这群强盗也没把他们当回事，开始商量如何分赃的问题。可是这群人却为如何分赃的问题打起来了，越打越厉害，也不管玄奘他们，而且越打越远，就这么自己打散了。玄奘等人一看强盗跑了，就收拾收拾继续上路了。
而进入凌山（一名冰达板，今天山山脉的腾格里山穆素尔岭）。凌山高入云天，山顶冰雪不化，登攀极为不易，特别是食宿困难，只能“悬釜而饮，席冰而寝”。[5]玄奘转道中亚地区，再爬过艰难程度超过凌山的大雪山（即阿富汗的兴都库什山），翻越黑岭（兴都库什山南面的大岭），终于在夏末进入北印度。玄奘从高昌国到这里，经过了大小二十多个国家，从离开长安至到达北印度，跋涉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三、天竺的求学与讲学
当时的天竺分为五部。玄奘进入北印度后，即瞻仰佛教圣迹并随处求学，足迹遍及北印度、中印度的四十余国。
贞观五年（公元631年），玄奘进入中印度到达伽耶城（今印度比哈尔邦加雅城），随即前往著名的那烂陀寺（一名施无庆寺）学习。那烂陀寺建寺已有七百余年的历史，是当时印度最大、最壮丽的佛教寺院和文化中心。该寺除讲习佛经外，对因明（逻辑学）、声明（音韵学）、婆罗门经典乃至医术等也都有研究，寺中僧众人数常在万人以上。寺院的经费由政府负责供给，并支持该寺的各种活动，所以那烂陀寺久盛不衰。寺内学徒勤学苦练，学风严谨，学术思想自由活跃，经常举办各种讲学、辩论活动。
当时那烂陀寺的主持法师戒贤已年逾百岁，学问、道德为整个天竺所景仰。戒贤之外，还有不少精通佛学的高僧。戒贤在问明玄奘西行的目的后十分感动，并对玄奘的到来表示欢迎，在生活上给玄奘以上宾的待遇。那烂陀寺内达到上宾待遇的，包括玄奘在内只有十人。戒贤法师因年事已高，多年不讲学了，这次破例主讲大乘佛教“瑜伽”学派主要经典《瑜伽论》等，从听者多达千余人。至此玄奘求学《瑜伽师地论》的目的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实现。玄奘还听了戒贤主讲《顺正理论》《显扬》以及因明、声明、集量、中、百等学问。他不时地提出学习经典时所存在的疑问。其间玄奘的梵文、婆罗门文的水平有很大提高。
在那烂陀寺刻苦学习五年后，玄奘又到南印度等地考察学习。六年后再次返回那烂陀寺。这时的玄奘学术已达到极高的水平。戒贤对玄奘也极为钦佩，安排玄奘以留学生身份主持讲席，为全体僧众讲授《摄大乘论》《唯识决择论》等。这两论是属于那烂陀寺以外的体系，戒贤让玄奘主讲，足见该寺学术氛围的活跃。
寺内有个戒贤的高徒师子光，专讲“中观”法门中的主要经典《中观论》《百论》，而对“瑜伽”学说颇有非难之词。这是由于他存在偏见，不能融会贯通。玄奘为了团结他，消除彼此误会，就以梵文著《会宗论》三千颂，说明大乘佛教中“瑜伽”和“中观”两大派并不相悖的道理，戒贤以及寺中僧众看了交口称赞，把它刊布流通。
师子光愤然离去，从东印度请来高僧旃陀罗僧诃，怂恿他前去辩论，想借此驳倒玄奘。谁料该僧来到后听了玄奘讲论的佛经，心悦诚服，不敢再出面辩论。这样一来，玄奘的声誉益发远扬。
玄奘刻苦钻研印度各种佛教经典的成就，受到了印度各届的尊重和重视。在印度大、小乘纷争无法统一的情况下，各国国王都把统一的希望寄托在玄奘身上。东印度的迦摩缕波国国王鸠摩罗遣使邀请玄奘赴该国讲授大乘教义。戒贤本已同意殷切思归的玄奘返回唐朝，因而尽管使者往返说明还是拒绝了鸠摩罗的请求。没想到鸠摩罗求邀请玄奘心切，见被拒绝便以武力相胁，如果不答应，“必当整理象军，云萃于彼，踏那烂陀寺，使碎如尘”，[6]戒贤只好同意玄奘前往讲学。北印度羯若鞠阇国雄主戒日王听说玄奘在鸠摩罗处讲学，便遣使请鸠摩罗急送玄奘来该国。两王为此发生纷争，差一点就动了武。最后双方协商，决定在曲女城召开学术辩论大会，请玄奘主讲。
曲女城在羯若鞠阇国的首府，即今印度北方邦坎诺吉城。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参加这次大会的有五印度的十八个国家的国王，通晓大小乘的僧人三千余人，婆罗门等二千余人。那烂陀寺也派出了千余人参与盛会，前来观礼的人更是人山人海。曲女城大会成了印度历史上空前的学术盛会。
会议开始，戒日王、玄奘先入宝座，后依次是十八国国王，各国名僧及婆罗门等，其余道俗僧尼在会场门外。玄奘以主持的身份宣讲自己所撰的《会宗论》和《制恶见论》，阐发大乘精义。玄奘宣讲后，由明坚法师宣读全文，并抄写一份悬于会场门口，征求辩论。在场数千僧众，仅少数偶尔提出疑问，一经解释又深表折服，此后再无人提出问题。这样过了18天，无人能难倒玄奘。大会结束后，戒日王按印度传统请玄奘坐在饰有锦幢的大象背上，由高贵的大臣陪同巡游。他们掀着玄奘的袈裟，向周围观众宣扬：“支那国法师立大乘义，破诸异见。自十八日来无敢论者，普宜知之！”[7]当时万众欢呼，群情悦服。从此，玄奘博学名声，传遍印度。玄奘在印度获得了极高的学术声望。
四、伟大的翻译家
玄奘在印度赢得了极高的声誉，但并未改变玄奘学成归国的初衷。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春，玄奘带上多年搜集的佛经佛像，离印度返回祖国。戒日王的赠赐十分丰厚，玄奘仅留下路上所需，其余婉言谢绝。他改走从葱岭南端越过大山，经于阗回国。沿途由于有戒日王的文书，所以顺利地到达于阗。在得到唐太宗的诏书后，玄奘继续向长安进发。
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正月，玄奘终于回到了长安。不久，玄奘到洛阳朝见准备东征高丽的唐太宗。玄奘当初偷渡出国，回国后却受到很隆重的欢迎。
玄奘前往天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求取包括《瑜伽师地论》在内的佛教经典。此次从印度带回的佛经有五百二十夹、六百五十七部。归国三个月后，玄奘谢绝了唐太宗的召用，全神贯注地从事译经。不过，此时的玄奘已经是一位著名的高僧，获得了很高的社会声望，因而各种应酬不断，从而影响了他的译经事业。后来玄奘向唐太宗请求到环境相对幽静的少林寺去，唐太宗则是让玄奘到弘福寺去，并派兵把守。弘福寺是唐太宗为母亲修建的皇家寺庙，这也算是唐太宗以权谋私吧，希望玄奘译经的功德首先由皇家分享。
除弘福寺外，慈恩寺、西明寺、玉华宫灯光地都先后成为翻译场所。十九年间，玄奘孜孜不倦地译出梵文经典七十四部，共1335卷。比我国早期著名高僧鸠摩罗什、真谛、不空三人翻译的总和还多600多卷。玄奘译著数量惊人，质量也很高。玄奘之前的鸠摩罗什等人，虽然精通梵文，但对汉语却不熟悉。他们翻译时是先由鸠摩罗什口译，然后再由助手笔录润色，所以常出现辞不达意或错译的情况。而一些精通汉文的中国僧人，却对梵文又缺乏了解，译成的作品也是“终隔圆通”。玄奘兼通汉梵语，水平也极高。在去印度之前，他既“广求诸蕃，遍学书语”，到印度后又集中精力学习婆罗门《声明记论》，了解其音韵变化，达到了能以梵文著书立说的熟练程度。《续高僧传》中记载玄奘在印度各地“百有余国，君臣谒敬，言议接对，不待译人，披析幽旨，华戎胥悦”。因此在翻译时达到了出口成章、下笔即是的程度。
同时，玄奘认识到，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后来，在他主持下，建立了效率很高的翻译机构。译场由译主、证义、证文、书手、笔受、缀文、参译、刊定、润文、梵呗等十个环节组成，彼此分工协作，各司其职。玄奘选拔了像灵润、法祥、辩机、道宣等一流学者有二十余人，因此助译的水平也是很高的。后又有文学大臣参加。所以玄奘等人翻译的佛经，不仅意思准确，而且文笔流畅，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很多佛经都是由玄奘等人翻译的。王铁钧先生说：“中国译经史上，最为杰出者当推鸠摩罗什与玄奘。鸠摩罗什可谓‘继往’，玄奘可谓‘开来’。然若论语言造诣，玄奘实为鸠摩罗什所不及。玄奘译经被视为自有佛经汉译以来最佳之作，盖其译笔已臻化境欤？可谓是意译直译尽随其心，亦尽得其妙！”[8]
为了保证译著的质量，玄奘审选版本，往往选取多个梵文的版本，反复琢磨，之后才下笔著文，遇到疑义，便校多本以定。如《大般若经》即是通过三个版本翻译的。在具体翻译过程中，玄奘突破了鸠摩罗什以来的意译局限，不拘泥于直译或意译的框框，以直译配合意译，坚持既不违原意，又便于中国读者阅读的原则，达到了文从字顺和文义切合。例如印度一词的翻译。《大唐西域记》记载：“详夫天竺之称，异议纠纷，旧云身毒，或曰贤豆，今从正音，宜云印度。”[9]这个准确称呼就是玄奘时定下来的。玄奘的译文语言精练，切合原著，形成了鲜明、精严、凝重的翻译文体。
除将梵文译成汉文外，玄奘还将汉文译成梵文，如老子《道德经》及《大乘起信论》等。玄奘的翻译事业为促进中印文化交流发挥了积极作用。
玄奘的贡献不仅在于翻译了佛经，而且也开创了佛教的唯识宗，又称法相宗、慈恩宗，在中国佛教史上也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尤其是近代，佛教的复兴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看成是法相宗的再度复兴。
同时，玄奘也曾和弟子辩机合作，把自己西去的所见所闻整理而为《大唐西域记》一书，弟子慧立、彦悰也据玄奘事迹撰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这两部书从不同角度记述玄奘西行途中的经历。其中包括玄奘亲身经历的一百一十国以及传闻听说的二十八国的详细情况。《大唐西域记》以行程为经、地理为纬，“推表山川，考采境壤，详国俗之刚柔，系水土之风气”，[10]诸凡地理环境、山川走向、气候物产、城市关防、交通道路、种族人口、风土民情，宗教信仰、衣食住行、政治文化等。这些记载成为研究这些地方和国家古代历史以及当时中西交通的宝贵资料。对其他地区的介绍也是方位准确，距离清楚。如阿旃陀石窟和那烂陀寺在印度佛教衰落以后就荒废了，后人就是根据《大唐西域记》提供的线索，才得以找到它们的基址。今天对《大唐西域记》的研究已成为一门国际性的学问。
同时玄奘大师也对增进中印友谊，促进双方文化交流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因而玄奘大师也是中印友好的一个象征。
玄奘大师本人才华横溢，就佛教来说，被认为是精通所有经、律、论三藏的典籍，因而被称为三藏法师。当时就有人评价玄奘“松风水月，未足比其清华；仙露明珠，讵能方其朗润”。[11]
麟德元年（664年）唐高宗得到玄奘病危的消息，即时派多名御医救治。玄奘逝世后，高宗哀恸伤感，为之罢朝三日，反复叨念“朕失国宝矣”。
大师圆寂后，建塔于樊川北原。后来黄巢起事，有人奉大师灵骨在南京建塔供奉。太平天国时期，塔毁。抗日战争期间，1942年日本人在南京掘得玄奘大师灵骨后，分为三份藏于南京、东京和北京。南京那份分藏于灵谷寺和玄奘寺。日本那份现藏于东京增芝上寺和奈良三藏院以及台湾日月潭玄奘寺新竹玄奘大学以及西安慈恩寺。北京那份分别藏于天津大悲院、北海观音阁、成都文殊院、广州六榕寺。其中两份毁于“文革”，一份转送印度。如今玄奘舍利，在全世界九个地方供奉。
[1] 本节参考了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六卷，《中古时代》丁编第十一章第一节，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 慧立、彦悰著：《玄奘传》，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
[3] 慧立、彦悰著：《玄奘传》，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
[4] 慧立、彦悰著：《玄奘传》，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
[5] 慧立、彦悰著《玄奘传》，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7页。
[6] 慧立、彦悰著：《玄奘传》，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6页。
[7] 慧立、彦悰著：《玄奘传》，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1页。
[8] 王铁钧：《中国佛典翻译史稿》，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8页。
[9] 玄奘、辩机撰，范祥雍汇校：《大唐西域记汇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76页。
[10] 玄奘、辩机撰，范祥雍汇校：《大唐西域记汇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627页。
[11] 道宣《广弘明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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