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魏晋玄学的儒家
1. 魏晋玄学诞生的历史渊源
上一部分我们说东汉末年官宣的今文经学日渐神秘化，纬谶化。出现了用不可捉摸的力量和难以控制的方式解释经和解释各种现象的学说。谶纬，是谶书和纬书的合称，是盛行于秦汉代的重要社会思潮，是东汉的官方意识形态，是对未来的一种政治预言。
谶纬神化刘姓皇权，奉孔子为教主，将儒学发展为儒教，具有完整的宗教神学体系。“谶”是一种隐秘的语言，假托神仙圣人，预判吉凶。谶书是占验书。“纬”是相对“经”而言的，是解释“经”的。经指的是儒家经典。历史上著名的谶纬有：“亡秦者胡”，“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千里草，日正午，不得生”，“大楚兴，陈胜王”，“唐三世以后，女主武王代有天下”等等。
这种纬谶之学日益僵化，腐朽，没落。导致儒学衰微，加上东汉末年党锢盛行，宦官和外戚轮流把持朝政，加在二者之间的士大夫阶层只能在二者之间游走，经过几次大规模的对士人的清理之后，这些士人们开始不再谈论具体某位士大夫，某些人的过失，而是开始趋向清议，开始谈论不具体的，抽象的东西。这种抽象的谈论是需要一定神学作为铺垫的，这也就是儒家宗教化的副产品。
我们都知道魏晋南北朝是门阀士族把持朝政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政权被几大家族或轮流或一起执政，他们实力强，能力强，有钱，有人，有权。在这种政治氛围下出现了一些看似奇怪的政治思想，借着儒家宗教化的种子和东汉末年儒家抽象化趋势，在道家思想和道教的加持下，魏晋玄学得以诞生。关于魏晋玄学的历史渊源我只能说这么多。
我至今没有对其深入理解，只能说其皮毛而不甚完善。
2. 魏晋玄学和儒家的联系
然后我们再说魏晋玄学和儒家的联系。说到这里我有必要解释一下什么是魏晋玄学，魏晋玄学，是中国魏晋时期出现的一种崇尚老庄的思潮。与世俗所谓玄学、玄虚实有不同。魏晋时人注重《老子》、《庄子》和《周易》，称之为“三玄”。
它和儒家的联系就在这“三玄”的《周易》上。《周易》是儒家的群经之首，是从巫官文化那里继承下来的，也就是说魏晋玄学继承了儒家偏宗教那方面的东西。单看玄学本身它是道教化的，但是其本质是配合门阀氏族统治把握政权需要的。目的是用道家的外衣伪装自己，造成一种退仕，清谈的假象，已达到无限削弱皇权的目的，实质上是儒家的门阀氏族在维护自己的统治利益，和自己的地位永固。
3. 魏晋玄学本身
最后交代一下魏晋玄学本身，只是简单罗列，我本人是没有理解的。后面还要进一步去做。
最早的玄学代表人物是曹魏正始年间的何晏和王弼。何晏注《论语集解》和《道德论》，王弼注《易》和《老子》。他们认为虚无的“道”或“无”是万物产生的根源。认为自然是本，名教是末。这种思想在政治上的体现便是“圣人体无”，效法自然，君主应垂拱而治，委任臣下。
再晚近一些，嵇康和阮籍主张“贵无”，并且猛烈抨击名教，及其藐视礼法，公开“非汤武而薄周孔”，进一步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主张“崇简易之教，御无为之治”。
西晋玄学以象秀和郭向为代表。在玄学理论上他们“崇有”，认为万物不待“无”而生，“有”是有万物本身独化而成。在政治上他们仍然主张“无为”，认为礼法名教，君臣上下等都是“自然天理”。人应该任其发展，不要加以干涉。
简单罗列，哲学层面的东西我没有理解。史学层面的史学层面的东西就是“外道而内儒”，无为是让皇帝无为，门阀是有为的。
四：隋唐的儒家
隋唐社会开放包容度极高，各种思想流行不悖。皇室以道教和佛教为正统，几经博弈，高低难判。但是儒家却在佛道之下平稳运行，甚至吸收佛道之精华，为己所用。这就有了前期有孔颖达编订《五经正义》，后期有韩愈引佛道入儒，为宋明理学的出现奠定里基础。
1. 孔颖达和五经正义
孔颖达（574—648年），字冲远（一作仲达、冲澹），冀州衡水（今河北省衡水市）人。唐初经学家、秦王府十八学士之一，孔子第31世孙。
勤奋好学，师从刘焯。隋朝大业初年，“明经”科进士，授河内郡博士，候补太学助教。唐朝建立后，成为秦王府学士。贞观年间，历任国子博士、给事中、太子右庶子、散骑常侍，参与修订五礼，编纂《隋书》。贞观十四年（640年），授国子祭酒、银青光禄大夫、上护军，受封曲阜县公。奉命编纂《五经正义》，融合了诸多经学家的见解，是集魏晋南北朝以来经学大成的著作。
《五经正义》是唐代孔颖达等奉敕编写的五经义疏著作。该作品于唐高宗时成书，完成了五经内容上的统一。以作为科举考试的标准教科书。此后，注释儒经必须以此为标准，科举应试亦必须按此答卷，不许自由发挥。
五经指五部儒家经典著作，即《易》（《周易》）、《诗》（《诗经》）、《书》（《尚书》）、《礼》（《礼记》）、《春秋》。汉武帝时，朝廷正式将这五部书宣布为经典，故称"五经"。
2. 儒家正统经典数量的变化
简单概括一下，不能展开，过程很复杂，很乱，且有许多现在说不清楚的地方，待以后有余力再慢慢写。
今天所说的儒家经典有《十三经》，是儒家学说的基础。不过，从早期的“六经”，到后期的“十三经”，经历了一个逐渐结集、不断扩充和最后定型的过程。
儒家经典在结集过程中，最初是“六经”，后来乐经失传变成了“五经”、又有“七经”、“九经”、“十二经”、“十三经”等。
先秦时有《易》、《诗》、《书》、《礼》、《乐》、《春秋》六经。
到了秦汉乐经失传，就成了《易》、《诗》、《书》、《礼》、《春秋》五经。在东汉时又加入了《论语》和《孝经》儒家经典变成了七经。
到了唐代，尽管东汉学人已经接受了“七经”概念，但是唐人修《五经正义》却没有继承这一称号，孔颖达等受诏撰《五经正义》，只有《易》、《诗》、《书》、《礼》、《春秋》。
但是唐代的明经科考试所用的的经典，把《礼》和《春秋》拆开了，分别是“三传”（《左传》、《公羊传》、《榖梁传》）、“三礼”（《周礼》、《仪礼》、《礼记》），再加上易、诗、书而成“九经”。
到了唐文宗开成年间，唐文宗命郑覃等校刊群经入石，至开成二年（837）成，刻制《开成石经》。石经在唐人流行的“九经”之外，增加《孝经》、《论语》、《尔雅》三书，共为十二部。
五代北宋之后又把《孟子》加入至此形成十三经。
3. 韩愈和宋明理学的萌芽
陈寅恪说：韩愈是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键点的人物。其重要贡献是创立“道统论”。
韩愈竭力排斥佛、道，并提出了儒家的道统。他说，他的道传自于先王。认为儒家正统的继承顺序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孟子死后，儒家道统不得其传。而再下一个儒家正统的传承者是他韩愈，他把汉朝以来的儒学全部抛在一边，同时也表明了他建立新的儒学体系的意图。
同时他还借鉴了佛教禅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之旨，并将其利用《大学》来阐明，把抽象之心性与具体的政治社会组织加以融会贯通，不是抽象地谈心性、修身，而是与治国平天下联系起来。制此儒家开始有本体论，有了本体论，宋明理学也就呼之欲出了。所以韩愈是宋明理学的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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