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文化交流和中外文化交流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佛教作为一种文化，除了它自身主动传教的动力之外，还会随着各民族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交往，特别是借着民间交往的社会潜流，自然地向其他地区传播。
中国民间社会接受佛教究竟从何时开始已难以考证，迄今所知佛教传入中国士阶层并被记载于史的最早时间，是公元前2 年，即汉哀帝元寿元年，" 博士弟子景致庐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 (《三国志》裴松之注所引鱼豢《魏书.西戎传》）。随后不久，佛教传入王室贵族，《后汉书》记载汉明帝的异母兄弟楚王英" 尚浮屠之仁祠"。以《四十二章经》为代表的早期汉译佛经也开始在中国社会流传，其形式为概要式的，辑录了上座部佛教基本经典《阿含经》的主旨，体现了早期佛教的禁欲主义。在佛教界，则有汉明帝夜梦金人，遣使求法，建白马寺的说法。这些历史记载表明至迟在公元前后，佛教已传入中国。
汉代时期佛教在中国南北迅速传播，远及交州(今河内）。汉末士燮(137-226年）任交趾太守并领有广州，在郡40余年。当时中原战乱，交州相对安宁，南来避乱学士数以百计，不仅荟萃学术，而且佛教、道教的" 异人" 也集中不少，如与士燮同为苍梧人的牟子，就是当时很有名气的佛教代表人物。牟子的《理惑论》反对将佛教与儒学礼教对立起来，认为佛教" 捐家财、弃妻子" ，剃头毁容，只是权变小节，" 修道德" 、" 崇仁义" ，" 父母兄弟皆得度世" ，才是其" 大孝大仁"。佛教与儒学礼教的区别在于出世和入世，" 尧舜周孔修世事也，佛与老子无为志也"。
东汉末年的战乱使社会各个阶层皆陷入深重的苦难和心理危机之中，这为佛教在中国社会各阶层中生根开花，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和空气。人们对佛教日益感兴趣的社会表现之一，是大量汉译佛经的涌现。从汉桓帝到汉献帝的40多年间，译介为汉文的佛教经典54部，74卷，知名译者有6 人，译者中最重要的二个人物是安世高和支娄迦谶。
安世高本为安息国太子，其父死后" 让国于叔，驰避本土" ，在游历西域各国后于公元148 年来到洛阳，从事译经，前后20余年共译出佛经34部，40卷，主要有《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人本欲生经》、大小《十二门经》和《修行道地经》等。东汉时期传播于中国的佛教，掺杂了许多中亚或中国西部民间巫术的成份。安世高从西东来，也是善于" 七曜五行，医方异术" ，并通晓" 鸟兽之声" ，他对中国佛教的主要贡献，在于他首次比较系统地译介了上座部中说一切有部的学说，晋释道安曾以" 禅数" 之学概括安世高的佛学特点。
所谓" 禅数" 的禅，即是禅定；所谓" 数" ，指用四谛、五阴、十二因缘等解释佛教基本教义的" 事数" ，从佛典的文体上说，属于" 阿毗昙" ，以其能使人懂得佛教的道理，亦称为" 慧"。因此，" 禅数" 也就是后来中国佛教常说的"定慧" 、" 止观"。安世高所传禅法，影响最大的是" 安般守意" ，后称" 数息观"。……作为一种气功，安般禅至今还在流行。
支娄迦谶原为月支人，桓帝末年游于洛阳，尔后译出佛经14部，27卷，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道行般若经》、《首楞严三昧经》和《般舟三昧经》。
《道行般若经》为大乘般若学介绍进中国之始，" 它的怀疑论倾向和否定一切权威的批判精神，在分崩离析的现实世界和精神世界中，引起强烈的反响"。支娄迦谶的译经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一是将" 性空" 视为绝对真理，将" 缘起" 作为" 性空" 的表现，形成一种与《庄子》某些思想相通的折衷主义真理观，为般若学在魏晋时迅猛发展奠定了基础；二是提出只要专心思念西方阿弥陀佛，并在禅定中得见，死后即可往生西方净土极乐世界，这为后来日益兴盛的净土信仰奠定了基础。
从总的情况来看，东汉的佛教传播、特别是译经活动的发展，具有下述特点：第一，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佛教属于黄老之道的一支，佛经汉译中也多借用老庄术语；第二，译经以外来僧为主，或单译或合译，亦有少量汉地僧人和居士从事辅助工作；第三，译经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外来僧带来什么经就译什么经，大小乘同时流传；第四，佛教尚未" 本土化" ，其标志之一是汉僧著述和注释极少；第五，译经活动具有纯民间的性质，未得到政府直接支持，主要资助人为民间地主或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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