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贯中不是第一个将幻想注入《三国演义》的人,而是历史学家

文章来源:互联网作者:小编发布时间:2022-05-18 00: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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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有人说,莫把《三国演义》同《三国志》混为一谈:前者是小说,虽以历史为素材却充满了文学的奇幻;后者是史学专著,虽存在讹误但相对可靠。

但提出上述观点的朋友可能忽略了存在于《三国演义》与《三国志》之间的一道桥梁——历史上,曾出现过一本介于小说与史书之间的著作。且论奇幻,罗贯中见了它的作者都得尊称一声前辈——他便是《三国志注》的作者裴松之。

一、志怪盛世出史家

裴松之,东晋末年出生的河东郡闻喜县(今山西省闻喜县)人。而东晋恰好也是志怪小说盛行的时代。

对中国古代小说有深入研究的鲁迅曾对魏晋时的志怪小说潮流做过一段很精辟的总结:秦汉以来盛行的巫风同汉代传入的小乘佛教为志怪小说提供了沃土;人们“皆张皇神鬼,称道灵异”的行为给文学提供了素材和市场;一般文人和“教徒者”怀着“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的观念将种种奇闻异事写下,便在无意间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学体裁——志怪小说。

也正是这种相信“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的社会风潮,影响了出身河东裴氏,自幼接受良好传统士人教育的裴松之——他从一位单纯的史学家,成为了一位无意识间掌握了志怪奇幻文风的史学家。

二、良心史家“著奇幻”

首先,裴松之作为一位史学家是拥有我国传统史学家之底线与良心的。这在他给《三国志·贾诩传》作注时就体现得十分明显。

陈寿在著《三国志》时侧重贾诩的终生成就,多以维护之辞评价贾诩的自全行事。但裴松之清楚史家的传统是“仗气直书”和“善善,恶恶,贤贤”。贾诩的明哲保身并不为社会所提倡。故而他在给《贾诩传》作注时直言:“当是时,元恶既枭,天地始开,致使厉阶重结,大梗殷流,邦国遘殄悴之哀,黎民婴周余之酷,岂不由贾诩片言乎? 诩之罪也,一何大哉! 自古兆乱,未有如此之甚。”

本着这样的史家底线,裴松之在为《三国志》的其他部分作注时同样十分注重“明是非”,“寓褒贬”,“示劝惩”。可作为生活在东晋至南朝宋时期的文人,他也在有意无意间将志怪的奇幻色彩带入《三国志注》。

在为《三国志》作注过程中,裴松之主要开展了文字解释、史实补充和评论补充的工作。因为他作注的出发点是南朝宋文帝刘义隆认为《三国志》内容太过简略,所以史实补充部分最为裴松之所重视。据近年研究,为尽可能地补充史料,裴松之甚至引用了245种书刊。(另有11处引用出处不明。)

两百多种裴松之所能见到的书刊,其中有蕴藏魏晋以来玄幻之风的作品自然不意外。事实也证明,相信“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的裴松之确实将不少志怪小说作品也当做史料补充进了《三国志注》。

纵览《三国志注》,《神异经》出现1次,《异物志》1次,《列异传》2次,陆氏《异林》1次,《博物志》5次,《搜神记》9次,《神仙传》1次,《抱朴子》3次,《河图括地象》1次,《瑞应图》1次,以及《启蒙注》1次,共计26处。

细看,例如在《蜀书·糜竺传》中,《三国志》本很正常地记下富豪麋竺“僮客万人,赀产钜亿”,但认可佛教“从善得福”观念的裴松之却引用了《搜神记》中一则麋竺顺手帮助化作妇人的神女的故事,以“说明”麋竺何以积累起万贯家财 ......若再顺着裴松之的这些奇幻引用发散下去,我们的阅读感受就同阅读《三国演义》实在相差无几。

三、广征博引藏价值

如果仅仅是站在传统史家的立场,裴松之在严肃的史书里引用荒诞的志怪小说自然是不可取的。成书后的千百年来,裴松之和他的《三国志注》也确实因此饱受争议。

但另一方面,裴松之也处在传统史书体例趋于完备的阶段。《三国志注》不仅是参与构成完善的一次实践,更是一改以往史注重注音释义而轻史料补充的习惯,广征博引,极大地拓展和细化了史书的内容。后一点也深为后世所推崇。

故而宋文帝刘义隆盛赞《三国志注》是“不朽”之作虽然可能含有自夸的成分,但谁又能彻底否定《三国志注》对于志怪小说的择选,肯定地说广受欢迎的《三国演义》没有参考过《三国志注》的志怪之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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