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建立以后，立即结束了五代十国时期的分裂割据的局面，后周限制打击佛教的政策也戛然而止，佛教发展迎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宋朝刚刚建立的第一年，建隆元年(960)，宋太祖就度童行八千人，宋太祖还下诏诸路，要求修复后周世宗灭佛时所废毁的寺院，并敕令用金、银字书写佛经，继而又派遣沙门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去印度求法，中外佛教交流复现盛况。
开宝五年(972)，宋太祖仿唐高祖故事，以诏书的形式对僧道先后次序作出明确规定，道士便只好屈居第二了。宋太宗统治北宋22年间(976～997)，完成大批新进佛典的翻译工作，而且将都城开封建成了继唐长安之后的又一国际性佛教文化交流中心。太平兴国五年(980)，中印度僧人法天、天息灾、施护等高僧携带梵本佛经先后来到东京，因他们兼通华梵双语，能够翻译，宋太宗因设译经院，恢复了唐元和六年(811)以来中断已久的佛经翻译事业。
宋太宗还仿唐太宗故事亲撰《新译三藏圣教序》冠诸经之首，并赐高僧天息灾。后因译经院兼具培养佛教人才的职能，改名为传法院，并专设印经院以管理流通大藏经版。太宗朝多有印度高僧携经来华并获礼遇，佛经翻译事业重现繁盛，宋初佛教出现复兴之象，也促成了中印佛教文化交流史上的最后一个高潮。宋太祖、太宗二帝还积极发起峨眉山的政治上的“造神运动”，直接推动了峨眉山普贤道场的快速成型。
宋初二帝对峨眉山特别关注，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考量。最高统治者的经营是推动峨眉山最终成为佛教崇拜中心——普贤道场的主要因素。宋初诸帝之所以关注佛教、关注峨眉山，并不是因为他们真正抱有普贤信仰，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当时的特殊政治环境。通过“陈桥兵变”而黄袍加身的宋太祖，以及在“斧声烛影”中登基的宋太宗，都急于通过某些神迹谶纬来获得精神支持和天下子民的认同。
当传来峨眉山普贤显圣的事件后，他们便毫不犹豫地加以褒扬和追荐这种上天垂示，以证明其统治的顺天应人和“君权神授”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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