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朱熹学派在当时占据着突出地位，他的诠释被认为是科举中惟一正确的。但这并不能阻止独立思想潮流的发展。这就是我们西方可能是错误地称之为“直觉主义者”的人，也就是“心学”派信徒，他们与“理学”派信徒相对。心学派形成了一个思想家的系谱，该体系于16世纪初先传到了王守仁（王阳明），后又传到了其弟子们。

这场离经叛道的非正统运动，诞生于那些拒绝进入仕途的和具有独立倾向的文人中。这就是吴与弼（1391~1469年）和胡居仁（1434~1484年）的情况。陈献章（1428~1500年）的情况也属此类，他是一位过着隐居生活的广州人，坚持禅宗佛教徒式的静修和“静坐”。他阅读的著作也不大正统，包括小说、佛经和道藏。陈献章率先对当时的主流派哲学采取了某种姿态，它后来在明代成了所有那些试图摆脱正统控制的人的典型姿态。

大家于16世纪末，也在李贽身上发现了这种姿态。这种态度主要是参照其他（民间和宗教）传统，而不是文人传统。最经常被以其号王阳明（1472~1528年）而称呼的王守仁，既属于这个世俗隐修的派系，又属于朱熹的对立面和前辈陆九渊（1139~1193年）那一派。王阳明重复了陆九渊的基本论点，理（天地和万物之秩序，内在之理）并不是一种心理之外的天理。受佛教玄学影响非常明显的朱熹，成了一个坚定的理学派（格物致知，先知后行）。但是，王守仁则认为“知行合一”，其哲学的最重要概念之一是“致良知”，这是他借鉴自《孟子》的一句话：“人之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

王阳明的心学在于恢复知的原始无差别状态，人与天地的差别，出自坚信自我和物理。唯有圣贤才向理敞开，才能在他能够维持的最初无邪状态中，做得既无主体又无客体。所以，某些诠释者在称王守仁为主观唯心论者时，无疑是犯了一种错误，虽然其哲学是受“正心”和“致良知”的主宰。这种倾向，与那些大家可以认为是对社会和政治观点之反应的观念，互相吻合。王守仁希望能够把村社从崩溃中拯救出来，在他那个时代，高利贷、富豪官吏与其代理人的压榨剥削，以及经济变化，本来就正在瓦解村社。他为此目的而设计出了一项改革计划，在具体问题上都向前推进发展。

一些以“乡约”为基础而建立的“十家牌法”，安排一位保长及其助手们主持之；这是一种村社的自我管理法，包括收支账目，并要求团体对其成员思想进行控制（公开赞扬和指责），在忠诚誓言下举行公开集会，每个人都于其中自发地自责其错，以及对于揭发告密者进行保护。在这位哲学家看来，一个货币经济、贸易和手工业的发展开始打乱传统范畴，并挑起了一种全面的不稳定状态的时代，正是思想、经济和政治复兴的手段。

1550~1644年间的“文艺复兴”如果说于16世纪初开始的发展，解释了王守仁在政治和伦理方面的不安，那么它却并非与其哲学的深远倾向无关。从他死后开始的时代的更激烈变化、社会的不稳定性以及明末的危机，都成了于该王朝最后一个世纪，在大部分领域中出现的文艺复兴的背景。中国的这个第二次“文艺复兴”不仅以其内容本身及其新颖特征，而且还因其到当代仍会使人感到的影响，而值得特别注意。它孕育着17世纪下半叶和再下一个世纪的哲学家，得以充分发展的倾向。与王守仁相联系的是所谓的左右两派。

第一个派别被认为始终忠于大师的教义；但带有抽象思辨倾向的第二个派别，在他们那里却占据着统治地位，它在满族人入主中原时形成了实证主义的反弹。第二个派别相反却代表着一种极端主义的偏差。在左派的支持者中，有王艮（1483~1541年，原是扬州地区的一名坚持自修的制盐工）、1498~1580年的王畿、1515~1588年的罗汝芳和1527～1602年的李贽，他们的思想重点置于自发性和反传统的方面。禅宗佛教的影响，在这些与文人格格不入的传统中寻找灵感的人士中间，十分明显。李贽的情况可能是最有意义的。他诞生于福建的一个过去曾接受了伊斯兰教归化的旧商人家庭，其先祖中的某些人，曾作为通译而于15世纪期间，参加了中国商人赴伊朗的旅行。其中之一，曾于1437年访问了霍尔木兹，并在那里娶妻。这种血统可能解释了李贽的好奇心，及其思想的自由性。

李贽既从不相信他怀疑具有虚伪和晚期那些有关上古时代的传说，也不相信已经被训诂学家们打开缺口的经典之真实性。他的某些朋友很关心由欧洲人传入的新鲜事物、相信利玛窦翻译并于1596年在南昌刊布的译著《交友论》和《天主实义》，他本人也曾三次（其中有一次是于1599年在南京）会见过这位耶稣会传教士。

该传教士因李贽与佛教僧侣界的关系而对他怀有戒心，所以并未试图与他作更广泛的交往。李贽是通俗语言文学的业余爱好者，他曾评点过《水浒传》，突出了那些具有侠义感的草寇；他还点评了《三国演义》，高度评价其中的军事策略和战斗故事。某些近代专家认为，李贽的影响可能在《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的身上表现出来了，后者那无视正统观念的狂热激情，与李贽的思想相当吻合。

李贽确实对袁氏三兄弟施加过某种影响（袁宗道，1560~1600年；袁宏道，1568~1610年；袁中道，1570~1623年），他们是所谓“公安派”诗体的发起人，也是一种简练、直接和接近口语的语言的支持者。他们反对模仿古人的模式。李贽对著名武夫和草寇的钦佩赞赏，以及对战略问题的关注，也与当时被普遍接受的观念背道而驰。李贽严厉批评对倭寇采取的防务政策，并且还揭露了它对贸易和民众的灾难性后果。他觉得由雇佣兵组成的政府军缺乏战斗力，而自动组织起来的民壮（民兵）却表现了其抵抗力。

但他在此问题上，尚未发展到既对弱者和受压迫者（女子、受到官府刁难的少数民族）充满保护热情，又对违背了被普遍接受的观点的佛教和道教著作充满强烈兴趣。人们能够理解为什么作为激起某种公愤的著作的作家，和具有自发倾向的哲学家的李贽会招致众口一词的反对。他由于其思想的独立性和反传统主义，完全成了城市发展、新鲜事物与传统发生矛盾的时代的著名人物了。

结语

在17世纪上半叶的危机时代，再未出现过像李贽那样新奇的人物。但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此时的政治反思在改革派阵营中得到了深化。清代初期的伟大思想家、哲学家、社会学家和史学家均出自这些人中，均为东林党以及继它之后的复社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