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通俗化给晚明文化带来了勃勃生机，晚明文化突然之间显得丰富起来。这情形也直接影响到了士大夫们的上层文化创作，使他们也必须更加贴近生活，于是晚明的小品文也就应运而生了。小品文虽然还是属于雅文化的范畴，但它不仅在文风上与复古派有着根本的不同，就其所表现的内容来看，也是明显体现出了现实主义的风格，使人切实地感到了熟悉可亲。
创作人们感兴趣的东西，或者说社会需求的东西，是文化商品化以后的必然结果。于是在这种条件下产生的文化作品，也就难免要去迎合当时的社会风气和需求者的心理。晚明的社会纵欲思潮对当时文化作品的影响也就必然要有所体现，其结果是晚明色情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的泛滥。
在明朝人的拟话本中，我们已经可以经常看到一些色情的描写，但那一般来说还只是出现在作品中的一些点缀，或者以道貌岸然的面孔，以惩淫说教的方式去讲述那些男盗女娼的故事。但这显然不能满足那些放纵已极的人们的追求，他们更需要那些露骨的色情作品的刺激。在正统的理学思想宣传的同时，一些文人士大夫们开始更加强调人欲的合理。最具有代表性的色情作品，如像《金瓶梅》《绣榻野史》《肉蒲团》等，我们目前无法确知其在当时的流行程度，但仅从当时士大夫们的啧啧称赞中已可知道它们的影响之大。而且这些色情作品的作者也都是文坛的名宿。南京才子吕天成的《绣榻野史》，著名剧作家李笠翁的《肉蒲团》，托名嘉靖间大名士王世贞的《金瓶梅》都只是这其中最突出的代表，据说嘉靖间的著名才子杨慎，也是好为此道的一个。目前尚可见到的像《控鹤监秘籍》之类，大都出自杨慎之类文化名人之手。这些作品本身并无实在的意义，只是单纯追求在性描写方面的刺激，以满足时人的放纵。如果说它们毕竟是在相应的条件之下产生的话，那也仅能从长期以来的性禁锢作解释了。
当时士大夫们心态的另一个突出的反映是春宫图的泛滥。按照一些研究者们的解释，当时在人体绘画方面曾经有所突破，那便是以唐寅和仇英等人为代表的人体绘画。荷兰学者高罗佩（R.H.Van Gulik）曾经断言：无论就艺术才能还是个人嗜好来看，没有人比唐寅更适合于画春宫图。他认为，唐寅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用真人做人体模特的画家，唐寅是在用自己的情人做模特，所以才能将大幅裸体画画得惟妙惟肖。但是严格说来，唐寅和仇英的人体画似乎并不能笼统地被视作春宫图。只是后来南京的一批士大夫们从唐寅、仇英及其弟子们的绘画中找到了所需的范本，从而以套色木刻的方法印制出了相当数量的春宫图。
晚明出现的这种色情文化的泛滥固然缘于时代的风气和文化的商品化，但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状况，这显然是颓废的政治状况的结果。作为统治阶级的士大夫们面对社会的转型，感到茫然而不知所从。翻开这段历史，我们总感到当时的士大夫们似乎是在历史的潮流中挣扎，他们既不具备引导这一潮流的能力，又不可能阻挡这一潮流的前进，他们只能在随波逐流中得过且过。一批思想相对激进的文人士大夫也曾经掀起了一场结党结社的运动，这是他们推行自身政治主张的强有力的手段。晚明党社运动的结果，一方面导致了文人士大夫们与社会下层的进一步接近；另一方面就当时的统治集团来说，也就必然面临着政治多元化的发展，这也就从根本上破坏了旧的政治体制，相当程度地削弱了帝国的集权力量。
到了万历后期，来自辽东的军事压力和来自内部的农民革命的冲击更进一步加深了士大夫们的混乱心态，旧的文化依托已经完全无力支撑将倾的帝国大厦。晚明的统治集团也开始找寻新的文化依托，他们甚至希望能够从西方传教士那里再找来一个新的救世主，用天主教来替代传统的佛教。
时内殿诸像并毁斥，盖起于礼部尚书徐光启之疏。光启奉泰西氏教，以辟佛、老，而帝听之也。（蒋之翘：《天启宫词》）
这当然无法挽救明朝的颓势。明朝的社会这时候似乎是走到了尽头，它面临着一场痛苦的社会变革。
素材来源：《明代文化史》 作者 ：商传
图片来源：网络
我们尊重原创，保护原创。本平台部分文章图片来源或转载、改编于其它公众平台或互联网平台。主要目的是交流分享信息，让更多游客获得景区咨询。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内容仅供读者参考，如果侵犯您的权益或版权，请及时告知我们，我们将尽快删除。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