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逢机缘，得到数十幅佛迹中的佛教造像图片。为了保护这些资源，此处对于其具体地址不在过多介绍。这些造像被集中镶嵌在一辽塔之上。在我国现存的佛迹遗存当中，这样成规模地镶嵌金铜佛像的佛迹寥若晨星。从记载来看，该塔历朝多有修缮，其中尤以明代最盛。至少宣德、正统、正德、嘉靖朝修缮过，但看其风格显然不是宣德和正统时期的，这一点在造像的比例方面体现得较为明显，明代早期的佛像多精细之作，至少人物比例是趋于协调的。记载中正德十年和嘉靖三年曾进行过两次修缮，从艺术风格的角度看，嘉靖三年，其本朝艺术风格尚未定型，因此可将其归入正德朝艺术的类型当中。由于这批造像，风格趋近，结合其修缮记录，甚至可以断定，这批造像乃是正德时期的作品。明代中晚期金铜佛教造像中有明确纪年、题记、刻款的并不多，因此，这批造像对研究我国明代中晚期佛教造像风格的流变，厘定明中晚期造像的图像志具有重要意义。
一、 观音菩萨造像
六臂观音在在汉传佛教造像系统中极少见。相对而言，多臂观音以四臂观音、十一面观音和千手观音为最常见（部分论者将准提菩萨视为千手观音，实为不妥不当）。四臂观音自元代以来遗存较多。十一面观音在唐代密宗曾盛行一时，而后式微，不见法脉传承，惟日本至今仍修。六臂观音在汉地则较少，现存的几尊明代六臂观音造像或为坐像，或手执法器，或冠中多无化佛，而这两尊造像与目前常见的明代六臂观音最大的不同则是站像且有化佛。这两尊六臂观音除了宝冠细部和面部略有区别外，其他方面几同：三头、高发髻、高天冠、宝冠中有坐着的的化佛、佩耳珰、均为站像、主臂当胸结合掌印、左上手似执金刚杵、帔帛搭颈穿腋在腰部以上两侧成横置环形后，过上手臂成蛇形下垂，尾部做云头纹形状上扬，胸前和腹前加饰璎珞、跣足站立于单层莲花台上。其细部为：面部情态皆为垂目微含笑意，二尊均为国字脸，下颌略扬，颌下加刻纹一道，勃颈处的三道横未见。合掌印当胸高度高低不同：第一尊双手至下颌处，第二尊当胸远低于下颌处。第一尊6只手臂比例尚可，第2尊的6只手臂则显得较为粗壮。两尊造像不似永宣造像强调腰部的柔美。方脸壮硕者腰部反倒细瘦，长圆脸庞的第一像却胯部较为粗壮。头部比例相比之于明早期作品略显大，比之于明晚期大头类造像，则不及，似呈由早期向晚期头部渐大的发展之势。
这两尊菩萨造像，从造型上看，与前文所述六臂观音如出一辙，只是冠中无化佛，腹前无璎珞。这种类型的造像常作为主尊的胁侍成对出现，比如华严三圣中的文殊普贤、西方三圣中的观音大势至、东方三圣中的日光月光。第一尊就其自身来看甚至也有可能是杨柳净瓶观音。由于没有对应的主尊的资料，加之没有法器和特殊手印，因此这两尊造像的名讳一时无法区分。但就风格来看，仍是同一时期，乃至同一工匠所做。
这6尊观音坐像，从造型风格上看，总体上趋于一致，但在细部又呈现出差异性：全部都为坐像，宝冠多为硕大五叶冠，都佩戴耳珰，五官镌刻深峻。除了第2尊外，其余冠中都有化佛，1-4尊都是身体左右配置无忧花，左侧置宝瓶，右侧为鹦鹉。第5尊和第6尊着通肩大衣，无帔帛。这两尊的台座也与其他几尊不同，第5尊的底座在明中晚期造像中出现的较多，前期极少，第6尊台座或已被覆盖。2-4尊的台座都为双层仰覆莲，莲花瓣较宽大，但不及康熙朝的硕大，莲花瓣前头有卷草纹。台座近拐角处左右分置帔帛，帔帛尾部都略上扬。第6尊为杨柳观音（柳枝佚），面部神情异于前5尊。4只鹦鹉都是低头，但尾部和翅膀的表现略有不同。前5尊手印相同，璎珞相同，帔帛处理手法同于前述六臂观音，但宝冠中的卷草和面部情态略有差异。从这6尊造像的整体来看，此时的佛菩萨头部比例仍略显大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大头佛。
一、 其他菩萨造像
这三尊造像的判验是颇费心力，也是不敢确定的，只能推知。第一尊端坐于圆形台坐上，未漏双脚，身着交领大衣，双手结禅定印托法器，疑似摩尼宝珠，面部风格与前文所述观音诸像近同，头戴五佛冠，冠后似有缯带垂下，有类比丘相，因此推定此像或为地藏菩萨。特别的是这尊造像的腿部褶皱完全没有了永宣以来的一个长椭圆，上下配置约两道尾部带钩的长线的风格，生活化意味较浓厚，装饰性降低了。第二尊造像，初步推断为金刚手菩萨，后来细看，发现右手所举法器的尾部，如果是金刚杵则显得太小了，结合右手翘起的食指旁的部分推定，此法器更似斩断痴愚剑，因此进一步推想本尊造像或为文殊菩萨。这尊造像较为特殊，在本次征集的资料图中，单成一类：五叶冠长而大，颇具青海五屯造像的风格。脸部细长，耳珰为每侧一只大环，环下扎缯带，缯带风格迥于汉地，跏趺坐的风格更似尼泊尔风格，莲花瓣的风格近似元代作品。据此推定这件造像或为善信捐赠？乃是前朝藏地佛像？只是同时与其他所铸造像同镶于该佛迹之上？第三尊造像在风格上说，仍是前文所述观音造像的风格类型，推定其分身，乃依据其左手边无忧花上的方形法器，看似经书，因此推定为文殊菩萨。
一、 诸佛造像
这6尊造像，除了第4尊外，其余5尊按照造型艺术风格和手法而论，极为近似：螺发珠小而浑圆，肉髻平而硕大，头略大略圆。五官或小巧，或纤柔，但镌刻线条深骏。下颌处皆刻一道横纹，身着通肩大衣。
阿弥陀佛，头部偏大，眉毛颀长，慈祥可亲，胸前模刻万字文，身着通肩大衣，但衣领外翻，殊为罕见，类似现代的风衣。结跏趺坐于铺满缠枝莲的圆形台座上。双脚之间的褶皱已由明早起的扇形，发展为近似三叶草形状。
毗卢遮纳佛，髻珠似圆柱、肉髻似陷，双目垂视，樱桃小口，鼻子小巧。身着通肩大衣，衣领内倾，当胸结说法印。结跏趺坐仰覆莲台座上。莲花瓣较为宽大，上短下长明显，末尾装饰花纹。上下莲瓣间的夹角角度较大。双脚之间装饰三叶草形状的褶皱。此像的另一突出特点是腿部褶皱较为奇特。一般结跏趺坐的佛像，双腿上的褶皱是对称的，明代早期多为长圆外饰二三条长钩线。此像右腿小腿中间为近似规则的六边形，左部小腿中间为不规则五边形，左右大小差异明显。
仿武周时期的倚坐式弥勒。髻珠似圆柱、肉髻似陷。双眼微睁，眼间似加彩。下颌处的一道横较为深峻。身着通肩大衣，衣领外翻，宽大的衣袖外翻于腿两侧，小腿部无唐代的“曹衣出水”纹样。这种造像类型在明代较为少见。
无量寿佛（作者推测）。头戴高冠，五官小巧，脸型略显方圆，耳珰垂肩，第一个璎珞犹如宝石项链，第二个璎珞呈U字形，更似现代的听诊器。不表现衣纹，臂钏近于花朵，双手托长寿宝瓶（原认为是金刚杵，但上小下大，且不镂空而偏短，故而否定）。结跏趺坐于仰覆莲台座上，双腿壮硕，略有宋时藏地之风。台座上下莲花间夹角度数较大，莲花瓣较为细短，素面。双脚间有扇形装饰，此像在这批造像中也较为独特，恐非同批所做。
典型的汉地药师佛造像。五官小巧，手印、大衣都具有明显的汉地特色。台座为仰覆莲，花瓣下大上小，两者夹角度数较大，花瓣饰有纹饰。
宝生佛。髻珠似圆柱、肉髻似陷，细长眉，樱桃口。身着通肩大衣，右手结予愿印，左手结禅定印。台座为仰覆莲，花瓣下大上奇小，两者夹角度数较大，花瓣末端微翘。
这8尊造像放在一起讨论，是因为或可认为他们都是释迦佛，将其集中或可方便对比，也便于得出结论。由于其细部特征多同，前文已述，这里不再另论。需要说明的是，现在看到很多资料都将不空城就佛、宝生佛、阿閦佛与释迦佛混为一谈，或者直言“佛坐像”。因此，很多论著中虽有诸多资料，然不敢悉数借鉴。 第3尊像造按照目前业界和学界，多理解为释迦佛，然此手印似与不空城就佛手印也相差无几？除了第3尊、第7尊和第8尊，其他几尊的手印近乎相同。而据《造像度量经》言，阿閦佛手印同于释迦佛，在法器上的区别则为，阿閦佛持金刚杵，或在双脚间的台座上铸金刚杵，而汉传佛教多不用法器，所以，这六尊像当中是否有阿閦佛，笔者学识未到，推测不出，只待方家、来者雅指。这一组的最后两尊，虽然前者当胸结合掌印，后者右手结说法印，左手结禅定印，但一般也都被认为是释迦佛。
从造像风格来看，这8尊造像特征近似，如出一辙。在这里集中对比可以发现，此时的造像，头部近方更似圆，五官小巧，下颌处一道深峻的刻纹，手指不再像永宣时期那样细长、柔软，三折枝的体型也不再出现，小腿部分的纹饰不讲究严格意义上的对称，似乎随意性增强了。双脚间的帔帛装饰，或有或无，即使有也多简化，或以三叶草的形式出现。脚板不再是永宣时期内凹的曲线形而是呈现平直的直线型，脚趾也不再如永宣时期那样浑圆丰满，而是呈现出平直的一刀切样式，流于程式。这8尊造像中的前三尊的莲花座，已具有典型的明中晚期特点，但不同之处在于：莲座趋于简化，出现了双层仰莲，莲瓣简单，饱满度也很低，有失粗糙；明中晚期佛像多为分体铸造，莲花座与佛像分开，而此时的莲花座与佛像仍为一体的；但此时的莲花瓣还不像明中晚期的莲座那样所占比例较大，比例有些失调。 这一时期的台座上的莲花瓣通常仍有纹饰，花瓣上小下大，上下夹角度数较大，花瓣偏宽花瓣间多有突起。同时，这一时期的莲座上下外延，有的仍有永宣造像的珍珠状颗粒装饰，有的则去之不加修饰，趋于简化，仍呈现出过度的趋势和特征。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佛教造像保存状况极为不好，金铜造像更是其中损毁流失最为严重的。改革开放后，虽然国家曾下大力气恢复和保护，但所征集和回购到的造像，多是零零散散，不成规模的。有些造像不仅法器缺失，无法识别。有些造像只能根据经验大致推断朝代，无法标定具体，因此这次征集到的这些作品，对于进一步研究我国佛教造像的发展，尤其是明代正德朝造像的风格具有重要的图像志意义。
本文发表后多家学术与专业网站进行了转载
如果您对此内容感兴趣，可以留言与作者沟通
欢迎同好指正，期待高手点拨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