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寺”中的观音菩萨住在哪里？

观音，梵文为Avalokitesvara，又称观世音、观自在、光世音、高王观世音等，是中国佛教中最重要的信仰偶像之一。从佛经译传的角度讲，观音信仰几乎是与西方净土信仰同时传入中土的。早在三国魏时康僧铠所译《无量寿经》中已经出现了观世音的名号：“阿难白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二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是国土修菩萨行，命终转化生彼佛国。’”

西晋僧人竺法护所译《光赞经》《正法华经》中，则将观世音译作“光世音”。其中，所译《光世音普门品第二十三》应该是最早向中土人士系统介绍观音菩萨的译经，其中有如“若人犯罪若无有罪，若为恶人县官所录，缚束其身，祖械在体，若枷锁之，闭在牢狱，拷治苦毒。一心自归，称光世音名，疾得解脱，开狱门出无能拘制，故名光世音。”这是最早向中国人介绍观音菩萨所具有之神力的一部经典。

西晋末十六国时期后秦僧人鸠摩罗什所译《妙法莲华经》，则译做《观世音》，且更为系统地描绘了观世音菩萨，其中有“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一节，详细描述了观世音菩萨的种种威神力，并且指出：

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若有持是观世音菩萨名者，设入大火，火不能烧，由是菩萨威神力故。若为大水所漂，称其名号，即得浅处。若有百千万亿众生，为求金银琉璃，砗磔玛瑙，珊瑚琥珀，真珠等宝，入于大海。假使黑风吹其船舫，飘坠罗刹鬼国，其中若有乃至一人，称观世音菩萨名者，是诸人等，皆得解脱罗刹之难，以是因缘，名观世音。

经中描绘了观世音菩萨的种种神力，第一次将观世音菩萨与救苦救难的伟大神灵联系在了一起。并且反复强调只要持念恭敬观世音菩萨名号、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将会得无量无边福德之利。在《妙法莲华经》中，提到观世音菩萨名号，有41处之多，而提到未来佛弥勒名号29次，提到西方阿弥陀佛名号仅3次。由此也可以看出，《妙法莲华经》对于观世音信仰的重视程度。因此，正是这一部经典，特别是其中的普门品为中国人的观音情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后的南北朝时期、民间又流传过伪经《高王观世音经》，或称《高王白衣观音经》，又称《高王经》。这是一部仅为一卷的伪经，唐人撰《法苑珠林》中提到了这部伪经：“元战天平中，定州募士补鞋德防于北陲，造观音金像。年满将还，常加礼事。后为劫贼横引，禁于京狱，不胜考掠，遂妄承罪，并断死刑，明旦行决。其夜礼拜忏悔，泪下如雨……依稀如梦，见一沙门教诵《观世音救生经》，经有佛名，令诵千遍……且行且诵，临欲加刑，诵满千遍。执刀下斫，刀折三段，不损皮肉。易刀又折，几经三换，刀折如初。……遂得免死。敕写此经传之，仅所谓《高王观世音》是也。”无论如何，这部较为短浅易懂的《高王观世音经》，对南北朝时期观音信仰与崇拜在民众间的普及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尽管随着佛教纯密宗系在唐代的传入，使观音信仰更具有密教的意味，但是在一般汉地显教寺院中，对观音信仰与崇拜，仍然是一种极其普遍的现象。礼忏观音菩萨的殿堂，几乎见于各种不同宗系的寺院之中。

观音崇拜的最初形式依然是在供奉观世音造像，或张挂观音画像。前面已经提到，元魏人孙敬德造观音金像之事，再如“晋公元中，北彭城有一人，被枉作贼。本供养观世音金像，恒带颈发中。后出受刑，愈益存念，于是，下手刀即折，辄闻金声，三遍易刀，颈终无异。”这是对观音造像的礼忏形式。另“隋秦王后作镇太原，又蒙延入安居内第，叙问殷笃。琮别夜寐梦见黄色大人身长三丈，手执颇梨碗授云，碗内是酒，琮于梦中跪受之曰，蒙赐宝器，非常荷恩，但以酒本律禁，未敢辄饮，寤已莫知其由。及后王躬造观音画像张设内第，身量所执宛同前梦，于是私慰素抱，悲庆交并。”隋代对观音的崇拜，仍然是以礼忏观音画像或造像为主要形式。但是，在莫高窟第420窟隋代所绘法华经变图的观音普门品中，已经出现观音菩萨伸手营救落水人的画面，反映了隋代时的观音信仰开始普及。

从史料中观察，自南北朝至隋，似乎没有见到观音殿、观音阁等建筑的设置。这种情况一直到唐代才有所改观。

唐代时已有“观音寺”的设置，如《唐会要》中提到长安城中的名寺吉龙寺一度称为“观音寺”：“青龙寺，新昌坊。本隋废灵感寺，龙朔二年，新城公主奏立为观音寺，景云二年改名。”唐代衡山南岳有“观音台”，据大宋高僧传载“唐南岳观音台怀让传”中，提到“能公大事缘毕，让乃跻衡岳，止于观音台。”这座观音台究竟是一座建筑物，还是一座寺院的名称，不得而知。前文已经述及，在唐文宗时，因为在蛤中见到佛像形象，曾“敕天下寺院各立观音像”。天下寺院中所立观音像是否有对应的专门殿堂，这里亦没有提及。

莫高窟第158窟东壁门上的如意轮观音，已经坐在了中心位置上。由于其窟是朝东开门的，东壁正与供奉有佛涅槃造像的西壁佛台相对应，这似乎反映了在唐代寺院内主殿中轴线前后位置上的前殿或后殿有可能布置为观音殿。而同是第158窟的南壁上则绘有观音立像。这应该表现的是站立在佛涅槃造像一侧的胁侍菩萨造型。

在唐代稍晚时的寺院中，应该已经有了“观音院”的设置，如《大宋高僧传》载“唐杭州龙泉院文喜传”中提到“（唐）成通壬午岁，至豫章观音院，见仰山，喜于言下了其心契，仰山令典常住。”据《大宋高僧传·卷七》载，五代后唐杭州龙兴寺中亦有观音院，这很可能是唐代即设的一座观音院。五代时还有一般信士起建观音院，提供僧人起居者，如《大宋高僧传》中有：“天雄军戴、张、郭三家，同建观音院，命居之。”

但是，唐代寺院是否有后世寺院中常见的观音殿、观音阁的设置呢？从现有的文献中，还无法得出一个十分肯定的答复。据清代人王琦所撰《李太白集注》：“吴天章雯说，蓟州独乐寺观音阁，凡三层，其额乃李太白书（居易录）。”将现存辽代所建独乐寺观音阁上的匾额题字归在唐代李白的名下，其匾额本身的真伪姑且不论，从现有资料来看，这并不能证明在唐代时，这座寺院中就有观音阁之设。

但是，在宋代的文献中，有关观音阁的记录就十分多见了。如宋人葛胜仲撰《丹阳集》中有“湖州乌程县乌墩镇普静寺观音阁铭”，其中所记：“车溪佛刹，普静最称巨丽，而西庑观音阁，尤宏杰。”宋人周必大撰《文忠集》，记“无相院有观音阁，对峰峦数重。”宋人姚勉撰《雪坡集》有：“市心重建观音阁缘化榜语”，说的是在城市中心的十宇街头上建造的一座观音阁：“今于十字街头，重建观音宝阁，震大法雷雨。……十字街头，正好修最上福，万家丛里岂无有个中人，欲观世音菩萨好展神通。”这座由宋人重建的城市楼阁，原初是由谁人建造的，并不清楚。但宋代时，无论是在寺院中，还是在市井里廛之中，都开始建造观音阁，说明观音信仰在宋代的影响程度。现存辽代所建蓟县独乐寺中的观音阁，无论是从史料的角度，还是从实际建筑遗存的角度，都是目前所知最早的一座观音阁建筑。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观音殿”观音堂。建筑的设置上，在宋、辽时代的文献中，观音殿是一种十分常见的建筑类型。试举几例，宋《会稽志》记载了山阴天衣寺：“又建观音殿、钟楼、经藏。”另《赤城志》记台州兜率寺，寺为五代吴越王时所建，“国朝大中祥符元年改今额，上有观音殿，即旧景德寺水月像也。”至于观音堂则可以见于宋人撰《通志》《淳朴三山志》《会稽志》中的记载。

转载自公众号《旃檀精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