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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思想转型时期，从嘉靖到崇祯间约百年 （ 十六世纪下半叶至十七世纪上半叶)的时间，中国社会思想经历了由古代传统思想向近代思潮转变的过程。由于朱明王朝倡导“以儒为主，辅之以佛”的政策，使得儒学和佛学进一步融合，佛学藉儒学而广阔，儒学随佛学而精深。佛学和儒学同命运、共兴衰，导致了佛教义理中国化的最终确立。可以说有明一代的文化特征之一就是三教合一、儒佛会通。
居士佛学兴盛
一、居士佛学兴盛的政治基础
在明代，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武宗朱厚照、神宗朱诩钧之母皇太后都极力推崇佛教。太祖朱元璋认为佛教具有“暗理王纲，于国有补无亏’的功用。明成祖朱棣也把佛教所具有的“阴翊王度”的功能作为制定各项佛教政策的基础。明武宗朱厚照自称“大庆法王”，意思是佛教教主的意思。明神宗朱栩钧之母皇太后又自号“九莲菩萨”。真可谓“上有所好，下必兴焉”，正是由于最高统治者的鼓励支持，为明代居士佛学的兴盛创造了宽松可靠的政治条件。
二、开国文臣宋濂援儒入佛
自号“无相居士”的大学士宋镰(1310~1381)是明廷的肱股之臣，深得太祖朱元璋的信赖，“常侍左右、备顾问”。明太祖朱元璋登基之后，在南京蒋山多次举行祈福消灾法会，宋镰不仅亲自参加，还主动结交碧峰宝金、秀潭宗泐、独痷道衍、来复天心等这些高僧。“真乘之教与王化并行”的儒释主张深得朱元璋的赏识。宋镰为帮助朱元璋达到利用佛教“化民成俗’，“使人趋于善道”的目的，还统一天下僧侣的教材，命天下僧人皆习《心经》、《楞伽经》、《金刚经》三经。
三、兵部尚书王阳明出佛入儒
《明史》对王阳明(1472~1529)的评价是“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也”。王阳明的心学是明代中后期的官方哲学，至今影响深远。他的心学本身就是儒佛交融的结果。
王阳明有一段漫长学佛修禅的经历，“吾亦自幼笃志二氏(佛、道)”。后来他运用禅宗的不二法门来阐述他的“知即是行，行即是知，知行合一”的思想。他受禅宗顿悟理论启发，提出“致良知”学说，在修炼上，他所主张的静坐，居敬，慎独也都来源于佛教的禅定，显然王阳明心学带有浓厚的佛教色彩。
王阳明心学虽然带有浓厚的禅学色彩，但它毕竟是入世哲学，而非出世哲学，他反对逃避封建的纲常伦理道德去修炼“良知”和追求“知行合一”，而是主张在儒家纲常伦理基础上，运用“致良知”和“知行合一”学说来培养塑造那个时代所需要的“圣人君子”。因此，他的学说被称为“新儒学”，对当时士人影响很大。
四、文人居士佛学
文人居士佛学以佛教作为精神寄托，寄情诗文，抒发个性，于明代文学贡献极大。自号“石头居士”、“空空居士”的袁宏道是明代文人居士的代表之一。
据《明史》记载袁宏道“与士大夫谈说诗文，以风雅自命。已而解官”。他生性好慕自由，鄙视官宦，为官不久，即退隐乡居，漫游南北。在佛学上，袁宏道回向净土，晨夕礼诵，兼持禁戒。文人居士禅学所追求的是“适世得趣”，他研究修习佛教的根本用意在于“独来独往，自抒自逸”，实践其“适世”的人生哲学，反对其它思想的束缚，它既区别于儒家的入世，又不同僧侣的出世。得趣，意味着人性的自然发挥，情感的自然流露。“适世得趣”成为他居士禅学的灵魂。
明代文人居士佛学的代表人物还有六如居士唐伯虎、香光居士董其昌等，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以佛教作为精神寄托，参禅修净，尽情抒发个性，渲泻情感，活跃于文坛，书画界，艺术成就极高。
五、居士佛学影响
首先，明代居士佛学的兴起，反映了社会各阶层对佛教的强烈兴趣。佛教也深入民间、正在变成民俗的一种表现形式。在五台山繁峙地区，民间普遍相信拜观音菩萨求子，念阿弥陀佛可以往生，放生得福，素食长寿等等。总之，佛教思想更加深入渗透到士民心中。
其次，以佛儒融合为标志的阳明心学的诞生，是明代思想界的一大变革。王阳明以佛教注重开发自性，“顿悟”和“众生平等”的观点为指导，不以孔孟及程朱为是非标准，要求人们“反求诸心”，“个个人心中有仲尼”，“人人皆可以为尧舜”的思想，为进步人士反对圣贤偶像崇拜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支持，这在当时确实起了解放思想的作用。因此，明代居士佛学的兴盛不仅丰富儒家正统学说的内容，而且还掀起了晚明追求个性解放的思潮。
第三，明代居士佛学兴盛的史实，意味着中国佛教在僧侣佛教之外，具有更为广泛的社会背景和信仰基础，并同中国社会及其生活融为一体， 从而避免了印度佛教夭折的命运。历史上中国佛教毁而不断，灭而不绝，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和影响力，究其原因，正是这种存在于广泛社会各阶层居士佛学兴盛的必然结果。
四大高僧三教合一
以明末四大高僧为代表的佛教理论具有鲜明的三教合一特色，并以佛教高僧的身份对儒道两家的经典著作作了大量的著述，他们以佛家立场宣扬三教合流，受到了佛教丛林中人的呼应，也值得我们重视。
一、云栖袜宏
云栖袜宏(1535~1615)著的《缎门崇行录撷》收有《尊师之行》、《孝亲之行》、《忠君之行》等文，他还作了《儒释和会》、《儒佛交非》、《儒佛配合》等文章，他认为“禅宗与儒典和会”是“聪明人”所为。株宏说“三教……理无二致，而深浅历然。深浅虽殊，而同归于理，此所以三教一家也”。
二、憨山德清
憨山德清(1546~1603)著有《春秋左氏心法序》、《注道德经序》、《中庸直指》、《大学纲目决疑题辞》、《道德经解发题》、《观老庄影响论》。他认为“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知老庄，不能忘世；不参禅，不能岀世”。“然是三者之要在一心。务心之要在参禅，参禅之要在忘世，忘世之要在适时，适时之要在达变，达变之要在见理，见理之要在定志，定志之要在安分，安分之要在寡欲，寡欲之要在自知，自知之要在重生，重生之要在务内，务内之要在颛一，一得而天下之理得矣”。妙极于一心，而无遗事矣。是故学者，固不可以不知要。
三、藕益智旭
藕益智旭(1599~1655)则著有《孝闻院》、《圣学说》、《致知格物解》、《四书藕益解自序》、《周易禅解自序》。他在二十八岁母丧后，在关中身患大病，后皈依佛教，乃以参禅功夫求生净土，后亦提倡持名念佛。他认为，佛教的根本目的在成佛，成佛要从觉悟和修行两个方面来实现，即真学以解行双到为宗趣，非开解无以趋道，非力行无以证道，解行并重，禅净双修。
四、紫柏真可
紫柏真可(1543~1603)世称紫柏尊者，著有《解易》，他不仅认为儒、释、道应该合而为一，还指出有的佛教徒割裂佛教与儒、道乃是“佛法大患”，对割裂儒、释、道三教表示了强烈的反对。智旭又说“三教圣人不昧本心而己。本心不昧，儒、老、释皆可也。若昧此心，儒非真儒、老非真老、释非真释矣”。
我们从这些著述言论中可以看出，四大高僧都明确地提出了三教合一的思想，他们并从理论上分析了三教的利弊，源流、功能效用。且均主张禅净教兼修，性相相融，顿渐结合，各宗融合，三教互补。有学者研究认为，“如果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它应该被视为中国佛教的一场自我革命与自我拯救运动”。透过三教合一和诸宗融合的文化现象，我们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它的开放性和包容性造就了明清学术的基本特征。
大李牛村宫氏源流
一、始祖宫德
据繁峙大李牛村《宫氏族谱》记载，宫氏一世祖宫德，也是山西宫姓的始祖。原籍安徽省凤阳府寿州西南隅村人。随其同乡朱元璋起义北征。自大明洪武年间，因军功卓著，钦封山西都指挥使，后居繁峙李牛村。李牛村，传为唐初大将李靖远征突厥时曾驻兵于此，故称“李留村”，村东文殊寺俗称“东寺”，原有李靖祠可以佐证，后来讹传为“李牛村”。全村以西营为主，辖榆塄，申沟头，泉湾三个自然村。
永乐七年(1409)，宫德护驾朱棣迁都北京，荣升二品。明朝宣德元年（1426年）汉王朱高煦谋反。明宣宗朱瞻基御驾亲征，宫德奉旨北征，英勇厮杀，迅速平息了此次叛乱。明宣宗敕封宫德为镇国将军。
宣德三年(1428)，宫德封疆三晋，镇守雁门关。宫家因此袭封五世，庇荫子孙。宫德戎马一生，历经五帝，赤胆忠心，成为誉满华夏，广启后人的护国英雄。
宫德生四子，长子宫端袭职指挥使，驻守神池一带，故定居神池。次子宫钦定居繁峙大李牛村。三子居宁武，四子居昔阳。大李牛支系繁衍至今26代，660年。
二、七世宫应祯
七世宫应祯的父亲宫瑄，有古君子风，经常教导子孙学习，家道逐渐兴隆。宫瑄乐善好施，富而好礼，乡人皆称有仁德之士。其次子宫应桢，字子吉，号前山，自幼器度轩昂，博览群书，志向远大。万历丁丑选拔贡，初任学正，继授山东莱州府即墨知县。
本文要考证的《重立文殊寺碑记》，就是他在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去山东即墨县(今青岛辖区)上升知县前15年，作为太学生时撰写的。
宫应祯在山东即墨任知县数十年，屡有德政。他看到该县孔子圣庙年久失修，遂纠合本县士民，募化重修。但是士民以生活拮据为由，觉得难以完成。于是他概然拿出多年积蓄的俸禄，“独任其责，不伤民财”。文庙大成殿修建完工后，他亲自焚香祈祷即墨县(今山东青岛市辖区)后世子孙书香不绝，多出人才。
万历乙卯(1615年)，宫应桢奉宪令运米，事竣之后方得升迁，不幸卒于任上。子孙想要扶梓归里，无奈没有钱财而无力归葬。即墨士民感叹宫县令在任数十年廉洁自律，一心为公，竟如此清贫。纷纷自愿赙送还乡，一路上士民老幼执绋，哭声载道，几于罢市。灵柩抵达繁峙梓里，举族为之悼祭，厚葬于大李牛村东。
三、八世宫永忠
明嘉靖《重立文殊寺碑记》书写人是八世宫永忠。据《宫氏族谱·世谱志》记载，宫永忠字厚夫，号香崖，廪膳生，幼而受业，后游学汾河书院，名闻日隆。他天资聪颖，孝友克敦，每归乡里，前来谈道义，穷经史的人络绎不绝。他不事家计，不殖货利，一生勤学力行，襟怀磊落，与物无争，开设书馆为乡里造就人才。时人且敬且畏，无不慕其风采。
四、十二世宫如绪、宫翊世
据《繁峙县志》和《宫氏族谱》记载，宫如绪的父亲为增生，宫如绪为举人，他的大哥宫匡世为岁贡生，可做小官吏。他的二哥宫翊世为儒学生员，俗称秀才。他的四弟宫宗绪为岁贡生，他的五弟宫昌绪为庠生即秀才。
刻于乾隆元年(1736)《重修文殊寺碑记》碑阴刻文中由十二世宫如绪撰文，二哥宫翊世书写。宫诩世还为刻于乾隆十五年(1750)《大李牛重修碑记》书写了碑文。
五、十三世宫伯元
十三世宫伯元出生在大李牛村书香世家，祖父、父亲都是秀才，他从小受到正规的儒家文化教育，七八岁过目成诵，十二三岁便下笔成章。雍正五年(1727)参加会试，中进士甲科。殿试时，雍正帝亲问治国之策，宫伯元对答如流。皇帝特赐“独占鳌头”牌匾，荣归故里，悬挂宗祠。宫伯元后出任河南光山知县，在任期间勤政爱民，为官清廉，因不善迎合大吏，改任平陆县教谕。卒于任所，葬于繁峙祖茔。
刻于乾隆元年(1736)《重修文殊寺碑记》碑阴刻文中有：赐进士初任河南光山县知县宫伯元。
六、新建光裕堡
乾隆四十四年(1779)，宫翼庭、宫幼选因大李牛用水为患，率诸子侄掘井筑堡，新建光裕堡。一时罕有匹焉，时人称为“卤城俊耄”。繁峙宫氏明清六百年，传26代约五千人，可查有功名者183人，其中输林院庶吉士1人，进士2人，举人4人，翰林院待诏3人，孝廉方正1人，贡生、增生、庠生172人。其后裔散居繁峙、神池、灵丘、代州、宁武等地。
文殊寺碑记
一、文化名村大李牛
文殊寺坐落于五台山北台支山大李牛村，分东、西两寺。大李牛村现隶属于繁峙光裕堡乡管辖，距县城18公里。海拔1178米。大李牛村自古崇文重教，素有“书香门第李牛多”之说。村内姓氏宫姓为大户。大李牛村佛教寺庙文化积淀深厚。因距五台山较近，古时候是通往五台山的必经之路。受佛教文化的影响，在村周围曾建有五座寺庙，现存东文殊寺、西文殊寺两寺。
二、宫氏祠堂
大李牛村西宫氏祠堂，始建于明代，座北向南为两进院落，山门的上方悬挂着清代雍正皇帝为新科进士宫伯元御赐的一面“独占鳌头”的金字牌匾。二门为垂花式门楼，上方有乾隆年间繁峙知县周铭诒和李凤集题赠的“兰畹清芳”、“宝田世美”的匾额。后一场大火将祠堂化为灰烬。经族人共同商议在旧址上重建新祠，历数年而成。
三、明代《重立文殊寺碑记》
现立于大李牛村西文殊寺正殿内《重立文殊寺碑记》，刻于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由本村七世宫应桢撰文。
由碑记可知，出身在一个“诗书传家久，耕读继世长”的书香世家的宫应桢，对佛学也有浓厚兴趣，经常到西文殊寺与老僧性观探讨济世度人的佛教义理。深得老僧的信任。对他说寺院旧有碑记已破碎，惟有纸迹尚存。
“祖师蔚人正安，朝披释教，暮览儒书，于后唐庄宗同光乙酉(925年)未建寺与村舍，发志创立，且无水泉之利， 焚香祷祝，俄而水出，又谓龙虎护坐，乃于峪内建看花楼，后寺成渐有村舍，南至香山崖，东至天鸣岗，西至大沟，北至横沟”。
五代时期后唐(923~936)开国皇帝庄宗李存勖，本姓朱邪，山西应州金城县(今山西应县人)。后唐太祖李克用之子，被封为晋王。山西是他的发祥地。“五代领域，无盛于此者”，成为五代十国时期统治疆域最广的朝代。
其一，这段珍贵文字为我们确立了西文殊寺的建寺时间为后唐925年。创寺始祖为河北蔚州(今张家口)人正安。正安“朝披释教，暮览儒书”，说明他是一位儒释兼容、心襟开阔的高僧大德。
其二，宫应桢对僧人正安创建文殊寺时“焚香祷祝，俄而水出”的记录表示怪诞虚妄，不以为然。但想到《幼学琼林．卷四．释道鬼神类》有：“梁高僧谈经入妙，可使顽石点头，天花坠地”的禅门故事，故知真诚所至，金石为开。遂应寺主之请，刻石记文，寺成之后，渐渐形成又一个小村落。
其三，宫应桢暗自观察本寺僧人祟尚简朴，敦厚简默，不事粉饰。行住坐卧从事于心。做到了心外无佛，佛外无心，正是文殊菩萨对维摩诘居士说的入不二法门。据碑记可知，西文殊寺建有维摩殿，里面应塑有二圣不谈塑像。勤奋好学的太学生宫应桢一定会寺内老僧请益，也一定读过《维摩诘经》。
维摩诘居士认为学佛解脱不一定出家，只要在主观上修养，则虽有资生而实无所贪，虽有妻妾而远离五欲。主张世间与出世间、生死与涅槃、有相与无相、有知与无知等一切分别平等不二，由此进入“不二法门”。维摩诘游戏人生，又精通佛理，无疑使少年宫应桢在这里找到了理想的人生哲学和生活方式。于是他反躬自省，“静其心，勿多其故，贞其德，勿渝其志，则四大本空，五蕴非有”。并用苏东坡输给佛印玉带的故事勉励自己。从此树立了不为物累，追求高风亮节的人格，要与石头一样可以不朽的人生志向。
其四、该碑记录宫氏族人施主共有十七人。
“本寺第八代祖师如月，门人妙清、妙口、妙缘、妙润”。本寺正礼悟深、悟友、悟怀、悟铠。第八代祖师如月无考，老僧性观没有资料记载。考察本寺僧人起名顺序，符合禅宗临济义玄祖师传至十八代瑞岩方山文宝禅师，立十六字派：“慧性妙悟，真机全露，广济彻源，符因证果”。确认明代为禅宗临济法脉。彼时西文殊寺下院有大宋峪兰若寺，泊子村海演(眼)寺(后迁富家庄)、小李牛金城寺、木口村清凉寺、峨河庵。
四、清代《重修文殊寺碑记》
《重修文殊寺碑记》，刻于清乾隆元年(1736)，现立于光裕堡乡大李牛村西文殊寺正殿内，高175厘米，宽70厘米。此次重修主要是福演法师和徒孙住持成福对千佛殿扩建维修，旧殿三楹扩为五楹。东西配殿各一楹增为三楹，又建东西茶厨六间，韦陀殿一间。并金塑三佛祖，装饰众圣像。对大殿廊庑墙垣屋壁损坏的地方进行了修补，颜色黯淡剥落的地方重新粉刷。但见“维摩月殿重开浮屠之光，莲座竹林更添梵宫之丽”。西文殊寺经过此次重修，建筑规模扩大了许多。
本次重修历时十三年，都是僧人成富不忘初心，始之终之。本村十一世宫蕴秀素有义举，率先拿出粮食和银两，以备修寺急需之用。赐进士初任河南光山县知县十三世宫伯元也积极响应。
该碑由十二世宫如绪撰文，“高僧谈经，天厨献食”，“心即是佛，佛即是心，人心不泯，佛性常存”，可知他虽出生在一个儒学世家，同时佛学修养也很高。该碑文由十三世宫翊世拜书。本村宫氏生员、监生施主共计35人舍财布施。
五、清代东文殊寺《大李牛重修碑记》
《大李牛重修碑记》，刻于乾隆十五年(1750)， 现存大李牛村东文殊寺(原名李牛寺)正殿东侧的瓦砾中，高150厘米，宽67厘米。大殿正门上方悬挂1979年10年繁峙县革命委员会立的牌匾：
“文殊寺，亦名东寺，始建于唐，为纪念唐时李令公而建，历代重修。单檐悬山顶斗拱三铺作，有一定历史和艺术价值，应妥为保护，严禁破坏。保护范围：包括主体建筑，附属建筑，及一切附属文物风景树，维修时不得改变原貌”。
唐朝武德年间东突厥入侵雁门，贞观三年（629年），大将李靖以山西定襄道行军总管总统诸将北征，以精骑三千夜袭定襄，使颉利可汗部惊溃。继而奔袭阴山，一举灭亡东突厥，使唐朝疆域自阴山北直斥大漠。因功拜尚书右仆射，封代国公。李靖一生征战数十年，为唐王朝的建立及发展立下赫赫战功。著有《六军镜》《卫公兵法》等多部兵书。唐朝大李牛村传为李靖驻兵于此，俗称西营，村民感公恩德，建有李靖祠，村名“李留村”，后讹传为“李牛村”。
《大李牛重修碑记》碑阴刻重修纠首姓名：候选训导宫遇世，太学生宫强世等23人。由吏部拣选知县、改授儒学教谕、管繁峙县训导、古郇罗谦谨撰文。由本村宫氏十三世儒学生员宫翊世拜书。
道德重建 融合双美
沿袭历史传统，佛教信众的修持可分为在家修持与出家修持两类。孟子云: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儒教重人伦，佛教重心性，两者不仅不矛盾，而且还可以相得益彰、互相发明。印光大师说：“尽性学佛，尽伦学孔，……尽性学佛，方能尽伦学孔; 尽伦学孔，方能尽性学佛”。“人人为尧舜”与“个个可作佛”同属人的“善性”，或称“本具之天真佛性”。觉悟者最终成圣或成佛，虽有入世或出世之别，却也可以互转融通、互相发明。
人未有不为自身及与子孙谋者，而谋之之道，固宜参详。若为众为公，则其福泽绵长，为己为私，便如春露秋霜。
诚如斯言，七世宫应祯有幸生活在先贤王阳明“心学”盛行的年代。少时便以儒入佛，参得心外无佛之旨。长而由佛入儒，为官能三十年廉洁自律，克己奉公。“致良知”“知行合一”“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为了给山东即墨县修建大成殿，把全部积蓄俸禄拿出来，以至回乡探亲麻袋里装着砖头以撑门面，闹出在山东遭贼抢劫的笑话。
十三世宫伯元勤政爱民，不畏权贵，从不趋炎附势，由河南光山县知县改任平陆县教谕。深得百姓爱戴和赞许。
十七世宫耀月同治1873年由拔贡考中举人，光绪1889年考中进士，参加朝考成为翰林院庶吉士，负责负责为皇帝起草诏书。后出任甘肃平罗县知县，继授河南齐东知县，新建书院，大兴文教。据《齐东县志》记载：有一年，齐东县发大水，屡请救灾款，全活甚众。除蝗蝻灾，以保禾稼。善政很多。他们做到了“廉洁自律，一心为民”，“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心即是佛，佛即是心”。或为儒或为释，关键是做到一“真”字。正所谓: “以佛法助儒道，二法并行，俾一切人于世法为真儒，于出世法为真释。”
修行未必要出家，在家修行亦得道。居尘学道，即俗修真，乃达人名士，及愚夫愚妇，皆所能为之。十七世清末孝廉方正宫桂谭，不仅孝敬父母，关爱子女，而且经常扶危济困，周济乡邻。一次回家的路上，看见警备队的人押着本村的一个村民往城里走，上前问清原因是没有纳粮。他说，“只要你们放人，欠多少，我来交”。随后，他替村民交了所欠粮食。还有一次，本村村民辛三娃在贫困无助之际，欲卖女籴米，他听说后赶紧送去几斗高粮，帮助他度过难关，免受亲人生离死别的痛苦。
地域如人 各有底色
儒家以天命为性，修之上合於天者为德，佛教以诸法无生为性，体空智果为德。不论是儒还是佛，“欲以至德凝道，必道问学以尊之，欲真实学问，必尊德性以道之，欲证德性之广大……必道中庸以极之，欲证德性之中庸……必崇礼以敦之”。儒佛合于五戒十善，实质上 “ 同归一乘” ，所谓“ 圆人受法，法法皆妙” 。
佛教提倡“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佛即是心，心即是佛”，“挣脱生死轮回的苦海，往生到西方极乐净土”，实现人生的终极关怀。儒佛都强调要自己亲力躬行，由自身而扩及家庭，由家庭而扩及社会，由社会而扩及国家，追求实效，或可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而把谈玄说妙的道理讨论放在第二位。
地域如人，各有底色。以大李牛村宫氏为例，他们祖辈生活在五台山佛国圣地，文殊菩萨金色界。大李牛村中有五座寺院之多，宫氏族人自幼受到正宗儒学与佛教文化浸润，对于村中兴建维修文殊寺，护持正法，他们均义不容辞，舍财出力，争先恐后。同时，他们作为世俗之人毕竟上有父母，下有妻儿，至于分内所当为者，均能勉力为之。耕读传家，教育子侄成人立业，待亲戚以忠厚，对乡里以和平，遇贫穷人则力为周济，遇公正事则乐为斡旋。富而好礼，见者敬之。
八世宫永忠从小受到正规儒学教育，后游学汾河书院，回到家乡不事家计，设馆教学，培养造就人才。每花晨月夕，与二三人，把酒论文。当时有岁贡生姚鱼称赞他襟怀磊落，与物无竞。有青莲居士李白飞殇酸风月的风彩。一时十里八村众学子慕其丰彩，且敬且畏，前来就学。宫永忠生子二人，一为增广生，一为邑庠生(据《宫世族谱·世谱志》)。
宫氏后人或为政，或为学，或经商，或务农，上不失高堂之欢，下不失私室之依。谨慎自守，形端表正，县里官绅对他们都很器重。
十七世宫耀德自幼读圣贤书，品行学问俱为人称道。《据亭先生》碑记中说，清光绪七年(1882)繁峙县令何才价主持重修《繁峙县志》，仰慕“其品端学粹，礼请助修《县志》”。光绪十五年(1889)闹饥荒，“村人饥寒者悉衣食之”。
综上可知，宫氏后人牢记“人若为善，福虽未至，祸已远离。人若造恶，祸虽未至，福已远离”的古训，知足常乐，训诫子孙，广积福报资粮，至今繁衍子嗣近七百年没有中断，大李牛村宫氏文化亦成为繁峙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繁峙县乡两级若能打造一个“乡村宫氏文化记忆馆”不失为振兴乡村，文化自然的良策。可以建设怀旧小屋、 体验农庄、乡村文化研究室、农耕文化园、木匠室、铁匠室、毡匠室、石匠室、水磨坊、刻画匠、粉刷匠、腊像馆、宫氏家谱陈列室等展厅。定期“以老物件为媒，扩大乡村文化影响力”为主题，组织大家带着老物件，讲述老物件故事，各社会团体、协会会员参加文化聚会交流！
本文责编：贺先森
本文作者：清凉逸人，清凉书院院长，憨山文化研究会会长，世昌教育基金会会长。
壬寅年五一劳动节焚香沐手敬作于清凉书院“观我堂”。
清凉书院介绍：
“东震旦国清凉山者，乃曼殊大士之化宇也，亦名五台山”。
——摘自《清凉山志》
清凉书院由此而得名，前身是山西繁峙学生书店(现有3家分店)，成立于2002年1月8日，致力于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20年。分为前十年，主要是个人在实验小学南关小学、县职工幼儿园等四所学校推广经典诵读工程，接续中国文化断层。后十年，开启书店团队自我觉醒之路，在山西省内开展多场民营书店“激活人生系列”培训课程。
2019年9月1日清凉书院挂牌成立，致力于挖掘繁峙人“平等、喜舍、直心、修慧”的地方人文特色，构建精神家园，续接千年文脉。书院每年举办传统节日文化、智慧家长大讲堂、正心音乐茶课等公益活动二百余期。
2022年1月11日注册山西清凉普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清凉普扇文化传播，以文化为根基，商业为载体，深耕大圣五台山“繁宇丛峙、智慧圆融”地域文旅特色，让世人身心都能安住在文殊金色世界中。谈天论地，文商共襄，手握清凉扇，慈风普雨满人间！
以智悲双运之发心
行广大无碍之事业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