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初年，西明寺僧人道世编著了一本《法苑珠林》，书中记载了一则故事：
贞观元年（627年），遂州人赵文信暴死，魂魄进入地府。阎罗王问他："生前修哪种功德？"赵文信答道："一生只喜欢读庾信的文章。"阎罗王又问："那位庾信是个大罪人，正在地狱受苦，你认得他吗？"赵文信答道："虽然读庾信的文章，但不识其人。"阎罗王命下属带来一只一身多头的大乌龟。不一会儿，乌龟化作人形，说道："我是庾信，因为生前写文章妄引佛经、杂糅俗书、诽谤佛法，又说佛教不及孔老之教，如今只得经受龟身之苦。"三天后，赵文信起死回生，因地狱所见而信有神佛，故在遂州广传佛法。
故事中提到的庾信（513-581）是南北朝时期最著名的文人之一，他的作品影响力之大，可以说直接促进了唐代诗歌的兴起。
杜甫在《春日忆李白》一诗中写道 "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夸赞李白的诗风同庾开府和鲍参军二人有了几分神似。此中的"庾开府"即是庾信，因其在北周时曾获开府仪同三司的官位，故有"庾开府"的敬称。
可是，为什么这样一位文人会成为佛门故事里的反面典型而饱受佛教徒的诅咒呢？这与北周的一次灭佛事件有关。
佛教起源于古印度，汉代传入中国，此后影响力逐步加大。待到南北朝时期，无论北朝少数民族政权，还是南朝汉族政权，都已浸染在佛教之中。
然而，随着佛教越传越广，它占用的资源越来越大，由此给社会的发展带来一系列问题。如，寺院和佛像的建造，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寺庙所拥有的财产不纳税，减少了国库收入；僧人不事生产、不服兵役，降低了劳力和兵力的供给，等等。
面对上述情况，处在北朝的北周武帝宇文邕决定采取一些措施。
从568年到574年，周武帝先后在都城长安举行十多次"三教论衡"，召集名僧、文人、道士在大殿里相互辩驳，以便评判何者最优。周武帝的根本用意在于，利用儒、道二教压制佛教，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在这场持续五年有余的论衡过程中，以庾信为代表的大批文人儒士，通过各种形式，协助周武帝，以至于佛教在与道教的论战中还能占据上风，但是始终不敌这群学识广博的文人儒士。
574年6月21日，周武帝终于下定了独尊儒教的决心，下令：北周境内断绝佛、道二教，经书塑像全部销毁，僧人道士勒令还俗，教派财产分发臣下，寺观塔庙赐予王公。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三武一宗灭佛"事件之一。
正是因为此次灭佛事件，僧人对以庾信为代表的文人儒士充满了恨意，以致庾信死后几十年，还要将其编入故事加以诋毁。
按照《法苑珠林》所述，庾信在地狱所受的刑罚是"龟身之苦"，而且是"一身多头的大乌龟"。
这又有什么意义吗？是的。
在卷帙浩繁的佛经里，有一本《贤愚经》，里面载有一则故事：
迦叶佛住世时，有位名叫迦毗梨的印度少年，天资聪颖，博闻多识。后来，他出家学道，很快精通经文义理。但是，迦毗梨受到母亲挑唆，经常与僧人争辩，动辄用猪、马、驴等百畜之名羞辱僧人。结果，迦毗梨死后转世，成为一条拥有一百个头却只有一个身子的怪鱼，而且那一百个头分别是猪头、马头、驴头……
据此看来，庾信似乎曾以恶言羞辱过僧人。但是，这也是一种栽赃。
在三教论衡过程中，庾信写过一首诗：
五明教已设，三元法复开。
鱼山将鹤岭，清梵两边来。
香烟聚为塔，花雨积成台。
空心论佛性，贞气辨仙才。
露盘高掌滴，风乌平翅回。
无劳问待诏，自识昆明灰。
该诗以清丽的笔法，描写了三教集会的景象和论辩时的场景，言语上对佛教丝毫不失敬意。
该诗最后一句"无劳问待诏，自识昆明灰"，意思是，周武帝无需咨询身边的文人，也早已知晓儒释道三教谁好谁坏。
没错，从一开始，儒教就已胜券在握，怎会对佛教恶语相向呢？倒是那些编出百头怪鱼和多头乌龟的群体，才真的吓人。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