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一川：论胡适对佛教研究的贡献

胡适先生学贯古今中外，所以他能够在国人面前既谈西学又谈国学。纵论中外，包罗古今，是胡适学术研究的一大特点，也是他的一大长处。在中国学术界，像他这样的学者不是没有，但很少有人能与之匹敌。

众所周知，胡适极力颂扬西洋文明，指责东方文明包括中国固有文化，但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却用在研究和整理“国故”上，而且成就卓著，做出了许多富有开拓性的贡献，成为新旧文化兼备的领军人物和名扬海内外的一代学术宗师。这里仅举一例，初探胡适对佛学研究的贡献。

佛教自西汉输入我国，经魏晋南北朝而盛行于唐，并一直延续至清末民初，对中国古代哲学、文学乃至民众思想意识与生活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当年胡适在北大讲授中古哲学史，就专门论述过佛教在中国的演变，其中一章的题目为《菩提达摩考》。但限于国内能见到的资料奇缺，这个课题无法深入展开，成为中古哲学史研究的薄弱环节。

甘肃敦煌千佛洞里藏有古代写本一万多卷，先后被英国人马尔克·斯坦因（Marc Stein 1862-1943）和法国人保罗·伯希和 (Paul Pelliot 1878—1945)，以不正当方式掠取后，运回他们各自的国家，在伦敦约有六千卷，在巴黎约有二千多卷。剩余约三千卷后存于北京京师图书馆。这一万多卷绝大多数是佛经写本，只有几本是最古印本，其中有一卷王玠刻的《金刚经》，系唐懿宗咸通九年（公元868年）刻的，这是全世界最古的刻版印书，藏大英博物馆。

1926年8月胡适赴伦敦出席“中英庚款全体委员会会议”（Board of the British Boxer Indemnity），在欧洲逗留约近半年之久。他是个有心人，便利用会议间隙，在伦敦和巴黎两地往返奔波，遍求那一批失落于异国的敦煌古代写本，企望能弥补中古哲学史中薄弱的一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靠笨工夫。”

胡适先去大英博物馆：“头一天一进门就看见正在展览的一个长卷子，就是我要找的有关材料。后来又继续找了不少……”

在巴黎国家图书馆：“……看见一段没有标题的卷子，我一看，知道我要的材料找到了；那就是神会的语录，──他所说的话和所作的事。卷子里面常提到‘会’，虽然那还没有人知道过，我一看就知道是神会。我走了一万多里路，从西伯利亚到欧洲，要找禅宗的材料，到巴黎不到三天就找到了。”

胡适咬住不放：“过了几天，又发现了一长卷语录，其中一处称‘荷泽和尚’，二次自称‘会’，六次自称‘神会’，其为神会语录无疑。……从此世间恢复了两卷《神会语录》的古本，这是我此行最得意的事！”

又返回伦敦：“无意之中发现了一卷破烂的写本，尾上有‘顿悟无生般若讼一卷’九个字。……检出《显宗记》全文细校，始知这残卷果然是向来所谓《显宗记》的古本。” 世传《显宗记》中有“自世尊灭度后，西天二十八祖共传无住之心，同说如来知见”二十四个字，为古本所无，足见是后人添加上去的，《显宗记》也当是后人立的名字，“二十八祖”也当是后出之说。胡适据此断定古本“这篇文字为神会之作”。

胡适在伦敦查阅的敦煌古代写本有100卷，在巴黎查阅的有50卷，从中获得大量珍贵的关于禅宗史的唐代材料，特别重要的部分他还亲手抄写下来。根据这些材料，胡适在禅宗史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尤其是对达摩和神会两位重要人物的考证更为前人所未有，可以说是突破性的成绩。

禅宗尊达摩是中国佛教的始祖，围绕他制造了许多神话，致使其人是否确实存在过引起了相当多的疑问，成为禅宗史上的一大公案。胡适根据敦煌的卷本，剔除神话，考证史料，证明菩提达摩原是印度佛教徒，南北朝时（约公元470年至475年之间）经海路进入我国广州，先后在南京和北方传授禅学。“禅”是佛教的代名词，“禅学”即佛学。菩提达摩作为东土第一代，传法世系依次为：达摩、恵可、僧璨、道信、弘忍、神秀。达摩死于唐高宗乾封二年（公元667年），他在中国住了将近50年，而不是过去所说仅仅住了9年。

关于神会和尚，旧有材料中比之菩提达摩记载得更少，因此受到不应有的忽视。神会仅遗有一篇《显宗记》，由于后人添加之故难免不无失真之处。胡适根据在巴黎国家图书馆查到的《神会语录》和大英博物馆所藏《显宗记》的古本，参照《楞枷师资记》《东都沙门释净觉》《景德传灯录》等材料，首次明确指出：在禅宗历史上神会和尚（荷泽大师）是一位极其重要的人物，并通过对神会的由来与事迹详加整理，令人信服地勾勒出了南宗初期这一阶段的历史：神会，本姓高，湖北襄阳人氏。唐睿宗景云元年南下广东韶州曹溪拜惠能为师，惠能赐他一个法名曰“神会”。惠能与神秀同为五代祖弘忍之徒弟，后神秀声称自己为菩提达摩楞伽宗之嫡派，并自称六祖，在北方尤其是西京长安与东京洛阳势力很大，时人谓之“两京法主，三帝国师”。惠能则在南粤地区发起禅宗运动，宣讲具有革新内容的“顿悟”教义，称为“南宗”①。

惠能死后，其新教义由神会承袭。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神会在河南滑台向北宗教派的正统地位发起挑战，声称五祖弘忍并未传法于神秀，其师惠能才是真正的法传之人，是六代祖，并举传法袈裟为证。神会攻击神秀、普寂一系为“北宗”的伪法统，称惠能一系为“菩提达摩南宗”的正统；提倡 “顿悟”的教义，指斥北宗为“渐修”②。这一段史实胡适响亮地称之为神会“北伐”。③

普寂一系借助官方势力向神会施加压迫。神会被赶出东京洛阳，黜居弋阳，又移武当、襄州、荆州。安史之乱爆发后，朝廷与百姓蒙难，神会回到东京，以九十高龄之身，用发放“度牒”的方式为国家筹募军饷，平定叛乱，建立大功。唐肃宗曾召神会进宫酬庸助饷之劳，神会死后并由朝廷下勅立其为第七祖。自此恵能、神会的南宗遂成为禅宗的正统。

胡适根据敦煌卷本，不仅将过去一位鲜为人知的重要人物神会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而且破天荒第一次详细叙述了禅宗史上一段鲜活的令人惊心动魄的斗争史实，这在禅宗史上实在有着“改写”的意义。他在《荷泽大师神会传》中高度赞扬说：“南宗的急先锋，北宗的毁灭者，新禅学的创立者，《坛经》的作者，这是我们的神会。在中国佛教史上，没有第二个人有这样伟大的功勋，永久的影响。”

“这样伟大的一个人物，却被埋没了一千年之久，后世几乎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了。幸而他的语录埋藏在敦煌石窟里，经过九百年的隐晦，还保存二万字之多。到今日从海外归来，重见天日，使我们得以重见这位南宗的圣保罗的人格言论，使我们得以详知他当年力争禅门法统的伟大功劳，使我们得以推翻道原、契嵩等人妄造的禅宗伪史，而重新写定初期的信史；这岂不是我们治中国佛教史的人最应该感到快慰的吗？”是的，我们大家都感到快慰。在快慰的同时还应当感谢胡适。因为如果没有胡适，也许神会就不会重见天日，他连同那些语录仍在海外隐晦着，而我们与这位禅宗史上重要的历史人物迟至今日还难以见上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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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顿悟”说即“顿悟成佛论”，最早由5世纪前半叶道生和尚所创立。包括的意思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善不受报”、“佛无净土”、“一阐提人（不信佛的人）皆得成佛”等等。“顿悟成佛论”有别于印度佛教，是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由中国人加以本土化的产物，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后来成为南方“顿宗”教派学说的基础。

②“渐修”为北宗教义，主张坐禅、面壁、受苦修行。

③ 胡适后来在向唐德刚的口述自传中又说过这样一段话：“当然，我并不是说神会这一挑战是什么样的天才。我而且怀疑他这一挑战是公正有据的。或者他的挑战正和北宗所自我夸耀的一样无据。我必须说，一部禅宗史包括神会在内，90％都是伪造的。这是我的估计。”1960年2月9日他在《禅宗史的假历史与真历史》的讲演中又说：“神会是制造禅宗（南宗）假历史的第一好手。他制造了：⑴传衣传法的假历史。⑵中土六代祖师的传记与碑版。⑶用《金刚经》替代了《楞伽经》。⑷造出‘西国八代’的传法说，引起八世纪的无数禅门西土祖师传法世代说。……他用假历史来革命，完全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