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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前山远古陂宽，寺里人稀春草寒。何事最堪悲色相，折花相与老僧看。-（唐）卢纶-《同路郎中韩侍御春日题野寺》”

自东汉传入中国以来，佛教在中国经历了近两千年的发展并在其发展传播的历程中与中国本土文化相互交流融合，最终形成了独树一帜的中国佛教文化。

佛教也由此从一个外来的宗教一下子变成了多元的中华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无论是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还是诸如“无事不登三宝殿”之类的谚语，都与佛教文化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唐朝是中国佛教发展的一个兴盛时期，不仅出现了像慧能、玄奘这样的佛学大师，还与中国儒家以及道教文化深度融合，并深刻地影响了包括吐蕃、日本、新罗在内的周边国家及地区。然而在唐朝后期，佛教也曾遭遇到来自唐王朝官方的灭顶之灾，那就是唐武宗李炎在其统治期间推行的灭佛政策。

会昌五年，唐武宗颁布诏令，宣布正式开始灭佛运动，实际上早在唐武宗颁布诏令之前，他就已经开始推行一系列灭佛举措。

会昌二年，唐武宗下令禁止民间供养佛像，没收寺庙的土地与财产，甚至强迫触犯唐朝刑法律例以及不符合规章制度的僧侣还俗，并且开始严格管控寺庙蓄养奴婢的数量，要求奴婢不得剃度。

就在唐朝全国上下大举灭佛之时，唐武宗却因沉浸道教，服用道士炼出的仙丹过多而暴毙，武宗驾崩后，会昌灭佛就此戛然而止。那么唐武宗为何要对佛教痛下狠手，仅仅是因为个人喜好，还是另有原因？

崇尚道教的唐武宗

早在还是颍王的时候，武宗便颇好道术修摄之事。

继位为帝之后更是召道士赵归真等八十一人人宫，于三殿为他们修建金篆道场，并于九天坛亲授法篆，其后对这些道士恩宠备至、加官进爵，册封衡山道士刘玄靖为银青光禄大夫、崇崇玄馆学士、广成先生，令其与赵归真等人一起在宫中修法篆，并为他们修建了极尽奢华的降真台，由此可见武宗对道教的信仰之虔诚。

因此武宗之所以会在其继位为帝之后大兴灭佛，其对道家的推崇与对佛教的厌恶的个人感情因素自然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

晚唐重道轻佛的社会氛围

晚唐时期，曾在唐帝国强盛之时盛极一时的佛教与本来的正统思想儒学，以及中国土生土长的本土宗教道教之间的冲突与对立日益激烈。

其中掀起儒学复兴运动的韩愈就曾大力批判佛教，甚至将其称之为“夷狄之法”。统治阶级也逐渐开始趋向于重道轻佛，由此逐渐形成了重道轻佛的社会氛围，为唐武宗的大规模灭佛运动的开展奠定了社会基础。

佛教对唐帝国的威胁

唐朝后期，由于战乱破坏以及长期的藩镇割据，唐王朝的财政状况日益拮据，而日益兴盛的佛教却占据了大量的土地与劳动力。

一度造成“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遣君亲于师资之间，远配偶于戒律之间”的局面，导致唐王朝的财政收入大量流失，可用于社会生产的劳动力也因此下降，直接影响了朝廷以及皇帝的钱袋子。

另一方面佛教势力以及影响力的迅速扩大也对唐王朝对地方的统治形成了一定的威胁，在知识文化水平不是太高的普通民众中间，相较于上层人士所推崇的儒家的“仁义道德”，宗教往往更具有号召力和煽动性。中国历史上包括汉末黄巾起义、元末红巾军起义以及清末太平天国运动在内的多次农民战争的爆发均与宗教相关。

对于佛教与日俱增的威胁，唐王朝的统治者不可能坐视不管。任由佛教肆意发展进而动摇帝国的统治根基，自然会加以打压以维护朝廷的权威，保障唐王朝的财政收入。

会昌灭佛对佛教的影响

由唐武宗主导的这次官方灭佛运动一度使得佛教在唐朝遭遇到毁灭性的打击，以至于出现了“寺前山远古陂宽，寺里人稀春草寒。何事最堪悲色相，折花相与老僧看”的萧索之景，然而佛教中的一些有识之士也在这次“会昌法难”之中吸取到了一定的教训，意识到在皇权之下寺院香火极不稳定，一旦失去平民的香火供奉，寺院在经济上往往会难以为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