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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是一个大融合的年代，万国来朝，各国客商纷纷来做生意，不仅胡姬遍布酒肆，而且到处都是梵僧（胡僧）。

段成式的《酉阳杂俎》里面，相关的记载就有很多。这次我们不说胡姬，单说梵僧。这些梵僧往往法力强大，身怀绝技。段成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个梵僧叫不空，他在长安高居总持门的位置，百神都得听他的指挥，连唐玄宗都对他敬重几分。有一年，天下大旱，玄宗就命令不空主持祈雨。不空说，等我算好日子了，这天祈雨肯定会暴雨如注。于是，皇帝设立祈雨坛，不空前往祈雨，果然连日暴雨不止，竟然有人因此溺亡。玄宗连忙招来不空，让他下令停止下雨。你看这不空和尚在大庭中，捏了五六条龙，放入水中，然后用胡语（外国话）骂了几句。一会儿，不空和尚大笑，只见雨停云散，天边出现了一道彩虹。

《酉阳杂俎》还有一则故事：东市有一个叫王布的人，非常有钱，他有个女儿年仅十四五岁，长得漂亮又聪明，只可惜的是两个鼻孔各长了一块息肉，像皂荚子一样垂着。这让王布很费心，他花了数百万金银辗转各地，遍请名医，就是治不好。有一天，有个梵僧到他家门化缘，他问王布：“听说令爱得了一种怪病，可否让我看看，也许我能治好呢。”王布一听大喜，当即把自己的女儿叫来。只见那个梵僧取出一种白药末，用细管吹到女儿的鼻中。不一会儿，那两块息肉就掉了下来，只流了少量黄水，一点痛苦都没有。王布给了这个梵僧一百个金币做赏金，那梵僧回答说：“我是修道之人，不接受这么厚的布施，请您把这两块息肉留给我就行了。”和尚走后，有一骑白马的少年，长得玉树临风，他敲开王布家的门，问：“刚才有个梵僧到你家不？”王布说有啊，忙问个究竟，原来这个少年是玉皇大帝派来的，他说，最近天上有两个乐神走失了，经了解是藏到令爱的鼻子里了，我奉命来取，没想到这个梵僧竟先我一步。（《酉阳杂俎》页10，中华书局1981年版）

你看奇也不奇？每个梵僧都身怀绝技，来到中土也似乎都有特殊使命，不可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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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梵僧多来自西域。陈垣先生在其大著《元西域人华化考》中说，汉朝时，西域大抵是指玉门关、阳关以西，元朝后西域范围不断扩大，波斯、大食、小亚细亚及印度全部，通称西域。西域人，统称为色目人。他说：“自辽、宋偏安后，南北隔绝者三百年，至元而门户洞开，西北拓地数万里，色目人杂居汉地无禁，所有中国之声明文物，一旦尽发无遗，西域人羡慕之余，不觉事事为之仿效。”

元朝把各类人群分为四等，一等是蒙古人，二等是色目人，三等是汉人，四等是南人，可见西域人的地位之高。

梵僧，也称胡僧，就是外国和尚。佛教发源于印度，所以这些外国和尚大都是印度和南亚人，他们有很多在中国长期居住，已经汉化了，会说流利的中文，只不过长着一副“老外”面孔，一看就跟中国和尚造型不一样。

以波斯、大食为例，陈垣先生说：“回回人入中国者，多以卖药为业，其俗至今尚存。”2000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一本宋砚著《回回药方考释》，对明洪武初年就流入中国的《回回药方》进行了系统解读，终于让我们弄明白了当时回回们的葫芦里在卖什么药。这本书中收集了650种方剂，里面记载的“马而哈迷升哥而福方”、“黄乞必里牙”等就疑似用朱砂、铅丹、硫磺制成的壮阳药。研究发现，《回回药方》是与古波斯的伊本·西那《医典》是同源的，里面的很多药方都是相同的，所以说此书是14世纪下半叶阿拉伯、波斯医药文化与中国文化结合的一个标本。

明代野史记载，正德皇帝时，不仅在宫中经常宠幸色目人女、西域舞女，色目人还担任贴身警卫，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说“正德间，色目人于永拜锦衣都指挥，皆以房中术骤贵，总之皆方技杂流也。”看来那时不仅色目人往来颇多，色目人的房中术也大大吃香。

在《金瓶梅》里，永福寺有个梵僧，这家伙吃肉喝酒、无所顾忌，最后还给了西门庆百十粒壮阳药丸，导致西门庆最后与王六儿和潘金莲癫狂时，精尽而亡。这个梵僧的特点就是会制药看病，这是他们处世的绝技。

那么，中国历史上这种能治病的医僧多吗？在中外交通史上医僧扮演了什么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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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克翘先生在《印度佛教与中国古代汉地医药学》中说，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土，对我国的医药学发生了很大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西域来华僧人传来了西域，特别是南亚的医药学知识；二是大量佛经的翻译，以文字形式将南亚的医药学知识介绍了进来；三是中国出现了一批懂得医药学知识并能为人用药治病的僧人。从后汉至隋，来华的西域僧人特别是南亚僧人中，有许多人都学习过《五明》。“五明”的意思是五种知识，包括：一、声明，即语言音韵方面的知识；二、工巧明，即工艺算历等方面的知识；三、医方明，即医学方面的知识；四、因明，即逻辑论辩方面的知识；五、内明，即人生、灵魂与宇宙等方面的知识。这些都是婆罗门教的基本内容，佛教也不排斥。因此，西域来华僧人多懂得一些医学知识，并有不少为人治病的例子。

据南朝梁时释慧皎撰《高僧传》记载，医僧的事迹就绵延不绝，如：

卷二《佛陀耶舍传》有印度来华僧人佛陀耶舍用药水加咒为弟子洗足，并令其能疾行的故事。

卷三《求那跋陀罗传》载，求那跋陀罗本婆罗门种，幼学五明诸论，博通“医方咒术”。元嘉十二年（435年）至广州。

卷四《于法开传》载，于法开（多半是于阗，即今新疆和田人）“祖述耆婆，妙通医法”，自言：“明六度以除四魔之病，调九候以疗风寒之疾，自利利人，不亦可乎？”于法开的医术来自印度古代名医耆婆的传统，又会针灸、切脉，可见他已把印度医法与中国医法结合起来了。

早在1936年，范行准先生就在《中国医学杂志》上发表了《胡方考》一文，他举例说，《千金翼方》卷十一《小儿眼病》中的《赤眼方》、《治赤眼方》，卷十二《养生》中的《服昌蒲方》、《耆婆汤主大虚冷风羸弱无颜色方》，卷十七《中风》中的《硫黄煎主脚弱连屈虚冷方》，卷十九《杂病》中的《酥蜜煎主消渴方》、《羊髓煎主消渴口干濡咽方》、《酥蜜煎主诸渴方》，卷二一《万病》中的《阿加陀药主诸种病及将息服法久服益人神色无诸病方》、《阿魏雷丸散方》、《苦参消石酒方》、《大白膏方》、《大黑膏方》、《浸汤方》、《天真百畏丸》、《治十种大癞方》、《治癫神验方》，卷二二《飞炼》中的《耆婆大士治人五脏六腑内万病及补益长年不老方》等等，都是来自印度的方剂。

而中国的历代名家诗文中对医僧留下了大量笔墨，如：韩偓《腾腾》中的“乌帽素餐兼施药，前身多恐是医僧”，王琮《雅林小稿·京华病中》中的“僧曾带雨来看脉，仆为伤风懒上楼”。

钱钟书先生《管锥编》中就列举诗文，记述了当时诗人们与医僧的交往，说明唐宋时医僧已经很普遍，其中就不乏梵僧。如：

曾巩《元丰类稿》卷四四《宝月大师塔铭》；

强至《祠部集》卷一《送药王圆师》；

王质《雪山集》卷十二《赠僧师能》；

罗愿《鄂州小集》卷三《城阳院五轮藏记》；

史尧弼《莲峰集》卷十《印公和尚医眼茶榜文》；

苏辙《栾城集》卷十三《赠医僧鉴清》和《赠医僧善正》；

朱松《韦斋集》卷二《逢年与德粲同至温陵谒大智禅师医》；

廖刚《高峰文集》卷十《寄赠清凉医僧劝师》；

黄震《黄氏日抄》卷八六《龙山圣寿寺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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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印度为例，佛教金刚乘的房中秘术与印度教的性力派具有相通之处，有些现在还借助瑜伽的形式予以流传，现代预加重的男女双修就有这种痕迹。印度房中秘术曾在唐代和元、明时期两次向回传到中土，明代文献中有很多记载的欢喜佛就出自那个时期。当时印度僧人进入中国并华化的很多，《金瓶梅》中的这个梵僧可能就是挟印度秘术回传之流来到中土的。

不过《金瓶梅》中描写的其人虽是梵僧，但其药丸、药膏似乎又来自道家。因为道家讲究采补之术，汉代的皇帝几乎都信奉采阴补阳，讲求吸收女子的精气以延年益寿，同时期望靠密炼药石来炼出金丹，服用后以求长生不老。在这点上，道家与佛家的金刚乘修炼之术相同之处甚多。

看来，梵僧到中土后跟道家炼丹又有了某种神秘的联系，这是另一个课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