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扭转佛教自闭走出山林服务社会——创建人间佛教
太虚大师不仅是近代佛教高僧，也是佛教教育家、佛教思想家和佛学理论家，所倡导的“人间佛教”思想就是近现中国佛教教育发展的新方向和总目标。太虚大师生活在中国社会最为动荡、政治最为混乱、经济最为衰败的时期，佛教过去固有的发展模式和存在状态被打破，寺院经济产财被强行充公和捐献公益事业，佛教处处面临威胁没有保障，就连最起码自守也已经没有可能。因此太虚大师提出佛教“教制”改革，倡导“人生佛教”理念，使佛教能走出山林为社会服务。
太虚大师认为宣扬佛法在家出家皆可做到，如果要住持三宝传承佛教非出家僧众不可，在家众虽然可以研究佛法、学习佛教、阐扬佛教，但不能继承和弘扬佛教。如其在《关于支那内学院文件之摘疑》一文所说：“阐扬佛教，果无须出家之士乎？弘法利世，果有不可出家之意乎？出家之究竟果唯自利乎？出家人中果不能有弘法利世之才以阐扬佛教乎？予意佛教住持三宝之僧宝，既在乎出家之众，而三宝为佛教之要素，犹主权、领土、公民之于国家也。欲阐扬佛教以弘法利世，顾可无出家之众哉！”[1]这里大师明确指出了出家僧众对弘法利生、住持三宝的重要性，是社会其它任何人群所不能替代。也就是说，出家僧众必须走出自守的观念，而要向大众和社会推广宣传佛教精神，让社会对佛教形成新的认识产生良好影响，这样才能使佛教能够更好的发展和生存下去，这也正是太虚大师所倡导的“人生佛教”理念所在。正如辛世俊先生在《太虚大师教理革命的现代价值》一文中所说：“太虚大师是一位伟大的佛学家、改革家，他提出的三大革命，即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拉开了中国佛教现代化的序幕。尤其是以‘人生佛教’为标志的‘教理革命’，在当时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正是这一革命，促使佛教反省、改革，走上了适应社会发展的现代化的道路。”[2]
太虚大师提出“人生佛教”的目的也就在于改变当时佛教闭门自守、自给自营的不良现象，由于佛教只重视去逝的人而不关心现实社会人生，人们认为佛教是消极避世被贴上“只度死人”的标签。太虚大师认为佛教必须走出自闭的现象面向社会为大众服务，让社会和大众接收佛教的新思想和新理念，大胆提出“人生佛教”理念。如大师在《人生佛教开题》一文中所说：“何谓人生？‘人生’一词，消极方面为针对向来佛法之流弊，人生亦可说‘生人’。向来之佛法，可分为‘死的佛教’与‘鬼的佛教’。向来学佛法的，以为只要死的时候死得好，同时也要死了之后好，这并非佛法的真义，不过是流布上的一种演变罢了。”[3]这里太虚大师明确指出“人生”就是“生人”，意指佛教也要为活着的人服务，不能只为死去的人超度服务，这也是太虚大师“人生佛教”的最基本理念。太虚大师对“人生佛教”的精神也作了说明，在其《人生佛教之目的》一文中说：“人间改善者，以佛教五乘共法中之五戒等善法净化人间。从家庭伦常，社会经济、教育、法律、政治乃至国际之正义公法，若各能本佛法之精神以从事，则均可臻于至善，减少人生之缺憾与痛苦。”[4]
太虚大师的佛教“三大革命”思想与“人生佛教”理念是紧密相关，可以说太虚大师的“三大革命”都是以“人生佛教”思想为基础，也就是说“人生佛教”也是太虚大师“僧教育”的理念重点。太虚大师想通过倡导“人生佛教”的思想来完成其“僧教育”的理念，使得“僧教育”改革能更好的服务于“人生佛教”思想。如其在《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一文中说：“关于教理的革命，当时的佛学丛报曾加反对。我认为今后佛教应多注意现生的问题，不应专向死后的问题上探讨。过去佛教曾被帝王以鬼神祸福作愚民的工具，今后则应该用为研究宇宙人生真相以指导世界人类向上发达而进步。总之、佛教的教理，是应该有适合现阶段思潮底新形态，不能执死方以医变症。”[5]所以，太虚大师曾写下了“仰止唯佛陀，完就在人格，人成佛即成，是名真现”[6]的名句成为其倡导“人生佛教”身份的标签。
（作者，理净）
[1] 《太虚大师全书》第十六编，《关于支那内学院文件之摘疑》一文。
[2] 原载《郑州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
[3] 《太虚大师全书》第二编，《人生佛教开题》一文，民国三十三年（1944）秋在世苑汉藏教理院讲。
[4] 《太虚大师全书》第二编，《人生佛教之目的》一文，于民国三十五年（1946）八月在镇江欢迎大会讲。
[5] 《太虚大师全书》第十九编，《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七月在汉藏教理院暑期训练班讲。
[6] 《太虚大师全书》第十四编，《即人成佛的真现实论》，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二月重庆汉藏教理院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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