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闽南

佛教与闽南的因缘

西晋时泉州就有佛教的建筑延福寺，位于西门外九日山。

唐朝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黄金时代，亦为佛教的兴盛时期。泉州的社会经济、文化迅速崛起，为佛教在泉州流传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佛教寺庙的兴建是佛教兴盛发展的重要标志。有唐一代，泉州一府五县（同安、惠安、安溪、南安和晋江）共造佛寺院 40多座，泉州开元寺就是闽中诸寺中最有名的佛刹，而泉州开元寺以“桑莲、云草”为最为著名的胜景。

足见唐代泉州佛教之兴盛。虽然一度受会昌年间武宗“灭佛”的打击，但很快得到纠正。唐代佛教逐渐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互融汇，形成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佛学体系。五代时，福建偏藩海隅，社会独安宁。闽王氏统治者推崇佛教，大造寺院、佛塔，大造（或铸）佛像，大印（或铸）佛经，并大量剃度僧尼，大造佛寺。比较著名的有承天寺、水陆寺、崇先广教寺、空相院、保福寺、方广寺、法石寺、金池寺、玉泉寺、玉泉广济院、凤凰寺、凉峰弥陀寺等数十座。

宋初泉州逃赋役而入佛门的百姓之众，成为社会经济的严重问题。于是宋朝统治者对佛教采取经济上限制，政治上利用的政策。宋代兴起的程、朱理学在批判佛教的同时，又吸收佛教那些有利于封建统治的部分教义，提出儒、道、释合一的主张。但是宋代泉州的社会经济繁荣，特别是泉州的海外贸易繁盛，佛教寺院积聚了巨大的财富，僧人和善信兴起了历史上没有过的大规模的修寺、建塔、造桥工程。唐、五代遗留下来的规模较大的佛寺得到重修，也新建不少的寺庙，如崇福寺、南天寺、法石寺和小雪峰寺，在泉州开元寺建甘露戒坛等。宋代泉州开元寺东西二塔的建筑，既反映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反映了泉州佛教寺院积聚的财富。也出现了僧人参与公益事业的盛况。

元朝的统治者对各门宗教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在泉州出现世界多门宗教自传共存的盛况。元朝的泉州佛教体现两个特点：佛教寺院规模很大，进一步的世俗化。

佛教与道教进一步地合流，甚至佛教僧人也支持这种进程。元末，元廷挑起的并直接指挥的，由福建行省、泉州地方官和泉州外商参与的泉州“亦思巴奚”战乱，长达十年之久。在这十年战乱中，泉州开元寺大部分被焚毁，其他各门宗教的寺院也大都被毁，泉州的佛教受到严重的摧残。

明代泉州佛教进入衰落时期，寺产被豪右强占，明朝中后期，倭患日炽，泉州首当其冲。明军云屯泉州，驻军佛寺。如泉州开元寺原有寺田园 273 顷又 91亩，但因明代寺院衰微，为维持寺院计，寺田被变卖，有时官府征用，有时豪右大户强占，寺田在量减少。到了明末，泉州开元寺田仅剩 26 顷又 86 亩，不及原来的1/10。

清代，泉州府设僧纲司，置都纲一员，管理佛教事务。顺治皇帝发愿崇信佛教，对清初佛教的恢复起一定的作用。民国初，泉州开元寺、承天寺和南安雪峰寺等还有开坛传戒的度僧尼仪式，1948年举行最后一次度僧尼仪式，但地点转移至厦门南普陀。辛亥革命后，随着新思想的传入，泉州出现一股破除迷信，革除陋俗，驱逐僧尼、道士，没收寺产，兴办新学的风潮。

抗日战争胜利后，南洋侨汇恢复，泉州民间的佛事活动发展很快，民间的祈福酬愿的佛事盛极一时，大部分寺僧都参与佛事活动，佛学知识又趋淡化。一部分寺庙靠少数寺田过农禅生活，佛事活动成为多数寺院的僧尼、菜姑的重要经济来源。

新中国成立后，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文化大革命”期间，泉州佛教被作为“四旧”而禁止，法器被没收，寺庙被占用，僧人、菜姑被驱赶出寺门。

1978 年 12 月以后，国家宗教政策得到落实和贯彻。陆续退还寺庙，寺庙还都进行重修，僧尼和菜姑相继反寺住持，并先后收度一些知识青年出家住持。1982年以后，先后开放开元寺、承天寺、崇福寺、海印寺、铜佛寺、龙山寺、南天寺、普济寺、海峰寺、雪峰寺等。

延至清末，泉州佛教办出现一种特殊现象，即出现皈依佛门的“菜姑”。民国时期，泉州寺庙半数以上为“菜姑”住持，这加速了泉州佛教世俗化的进程，不少寺庙出现兼祀杂神的现象。1980年以后，落实宗教政策，归还寺产，僧尼返寺，逐步建立僧尼培训制度，创立女子佛学苑。泉州的开元寺、承天寺、崇福寺、雪峰寺等，建立起了正常的课诵制度。又建立佛教协会，与外地区和国外佛教组织进行宗教交流。泉州佛教走上正常轨道，扩大了社会影响。

泉州佛教对闽南文化的影响很大。

唐朝，泉州被誉为“泉南佛国”。宋代，随着泉州海外贸易的发展，泉州僧人聚集了大量财富，兴起了史无前例的造桥、造塔工程，这既有利于交通、经济的发展，又弘扬了佛教的文化。如泉州的万安桥、安平桥都为全国著名的跨海长石桥；

泉州开元寺的镇国塔和仁寿塔，两塔均为石构，是全国唯一的大型石塔，以“刺桐双塔”而享誉全世界。两塔的人物雕像和万安桥、安平桥上的婆罗门金涂式石塔上的佛雕像，都是弘扬佛教文化的石刻艺术品。

泉州古代佛教建筑艺术很著名。开元寺"百柱殿"具有建筑艺术上的独特风格。大雄宝殿屋架上的飞天雕刻，混合印度传入的佛教“嫔伽圣离”的艺术和中国古代“飞人”艺术于一体。此外，泉州古代佛教石雕艺术也很著名，如九日山五代石雕弥陀坐像，法石乌墨山凹发现的五代立姿石观音雕像，清源山瑞像岩的宋代雕刻的碧霄岩西方三圣坐像，弥陀岩的弥陀立像等，都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佛教在泉州的历史悠久，社会基础很深，影响到各门宗教。宋元时代，传入泉州的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和摩尼教，为求其生存和发展，在它们的宣传讲道和生活习俗中，均称其崇奉神祇叫“佛”。如元代泉州基督教墓碑上，刻有“侍者长”、“大德黄公”、“匪佛后身，亦佛弟子”、“兼兴明寺住持”等。其中“侍者”、“住持”，皆为佛教寺院管理人员的职名。“大德”，即对和尚的尊称。“弟子”，为表示佛门师承关系的名词。这里竟然把耶稣基督也称“佛”，教堂也称“寺”，足见元代泉州佛教对基督教碑刻中的飞天雕刻，大多的飞天头戴僧帽，或双手合十，或足不禅露，或跌从，或耳长垂肩，或身穿袈裟。这些无不受佛教雕刻艺术的影响。

晋江草庵摩尼教的摩崖上刻“摩尼光佛”、“祈荐考妣早生佛地”。这里把摩尼也称“佛”了。泉州开元寺大雄宝殿门楣上嵌一方印度教石刻门楣，上刻两个束腰飞天，扶持一方华带牌，上刻“御赐佛像”，把印度教主神也称“佛”，崇祯十四年（1641年），木庵禅师在开元寺作“六殊胜”和“八吉祥”诗，把"御赐佛像"作佛寺的六殊胜景称赞；把大雄宝殿后廊的两根印度石柱上的牡丹花石雕，作佛寺“八吉祥”胜景称颂。古代泉州佛教和印度教互为影响于此可见。

宋代泉州佛教出现儒、道、释合一，历元、明、清、民国而逐渐世俗化，愈来愈与民间杂神信仰结合，也与民俗相结合。人们突破佛门清规，观世音菩萨成为意识中的“佛祖”，信徒认为观音“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认为既能消灾添福寿，又能许诺人们的世俗愿望的祈求，即佛教更容易为下层民众所接受。在泉州佛教漫长的世俗化过程中，多数寺庙现佛、道、杂神共祀一庙、一堂的现象。如元初清源山纯阳洞裴仙人又祀观音。永宁虎岫寺唐为佛寺，后为真武庙兼祀杂神。又如万历间泉州通淮关帝庙祀观音大士。而今日承天寺内有小庙祀张巡、许愿和关羽，以为辟邪之用。

唐朝后期，泉州就有南禅少林招庆寺。明代俞大猷把剑术回传河南登封嵩山少林寺。至今泉州仍流行“太祖拳”、“五祖拳”，都是少林拳术的遗风。泉州佛教的音乐、书法和戏曲等都很有名。近代，泉州开元寺僧人，为适应群众做佛事的需要，组织大开元、小开元班和和尚戏班，称“打城戏”。音乐曲调是佛曲、道情调和木偶曲的混合，节奏是木偶、京戏和法乐的混合，演技则有舞蹈和南禅少林寺拳的配合，剧目具有浓厚的佛教色彩。此外，泉州佛教办举办的承天寺鹦山义学、开元慈儿院、温陵养老院、铜佛寺收养弃婴，以及抗战时期的义务掩埋队等义举，都对社会产生良好的影响。承天寺住持圆拙法师创办的“泉州佛教义诊”，居士陈珍珍创办的泉州女子佛学苑，都造福了泉州的社会。

清初，泉州佛教黄檗宗外传日本，至今日本佛教黄檗宗派，还组团来开元寺谒祖。清末以后，不少泉州僧人和菜姑远赴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弘传佛教。如今他（她）们又在国外募捐来泉州建造、修缮佛教寺庙。如开元寺、雪峰寺、崇福寺的重修，承天寺的重建，摩西寺、同莲寺。南天寺等的重修，对泉州佛教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本文转自陈燕玲《闽南文化概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