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时期著名大文学,同时也是有名的居士苏东坡先生,在《中和胜相院记》中说到:“
佛之道难成,言之使人悲酸愁苦。其始学之,皆入山林,践荆棘蛇虺,袒裸雪霜。或刲割屠脍,燔烧烹煮,以肉饲虎豹鸟乌蚊蚋,无所不至。茹苦含辛,更百千万亿年而后成。其不能此者,犹弃绝骨肉,衣麻布,食草木之实,昼日力作,以给薪水粪除,暮夜持膏火薰香,事其师如生。务苦瘠其身,自身口意莫不有禁,其略十,其详无数。终身念之,寝食见之,如是,仅可以称沙门比丘。虽名为不耕而食,然其劳苦卑辱,则过于农工远矣。计其利害,非侥幸小民之所乐,今何其弃家、毁服、坏毛发者之多也!意亦有所便欤?
寒耕暑耘,官又召而役作之,凡民之所患苦者,我皆免焉。吾师之所谓戒者,为愚夫未达者设也,若我何用是为?剟其患,专取其利,不如是而已。又爱其名,治其荒唐之说,摄衣升坐,问答自若,谓之长老。吾尝究其语矣,大抵务为不可知,设械以应敌,匿形以备败,窘则推堕滉漾中,不可捕捉,如是而已矣。吾游四方,见辄反复折困之,度其所从遁,而逆闭其涂,往往面颈发赤。然业已为是道,势不得以恶声相反,则笑曰:‘是外道魔人也。’吾之于僧,慢侮不信如此。今宝月大师惟简,乃以其所居院之本末,求吾文为记,岂不谬哉!
然吾昔者始游成都,见文雅大师惟度,器宇落落可爱,浑厚人也。能言唐末、五代事传记所不载者,因是与之游,甚熟。惟简则其同门友也。其为人,精敏过人,事佛齐众,谨严如官府。二僧皆吾之所爱,而此院又有唐僖宗皇帝像,及其从官文武七十五人。其奔走失国与其所以将亡而不遂灭者,既足以感慨太息,而画又皆精妙冠世,有足称者,故强为记之。
始居此者,京兆人广寂大师希让,传六世至度与简。简姓苏氏,眉山人,吾远宗子也,今主是院,而度亡矣。”
苏东坡指出,释迦牟尼佛所制定的戒律,是为愚夫未通达的人所设的。而出家僧人不应该依文解义,不观自己根机,妄加一味效法。以致于出家之后的生活,过于承受劳苦卑辱,还认为这是在持戒修行。
苏东坡先生认为,根本就没有必要这样做,应该要观察自己的根机,对于有些不合适自己的做法要懂得删除,以免带来过患。而对于古人所传下的持戒修道的方法,应该要专门采取其中有利益于自己的地方,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好处。
而对于当时的不少僧人,断绝和家里亲人的关系,穿麻布僧服,吃草木果实,白天努力在寺院干活,做担水砍柴除粪的事情,晚上还要持膏火薰香,奉事他们的出家师父如生身父母一般,搞得出家后一身苦瘠,并且身口意还有各种禁止的言行想法。他们认为这样做,就是在出家修行,并且还很贪爱这样做所带来的名声。对于这些,苏东坡认为这不过是荒唐之说而已。但这些僧人虽然所做的行为并不恰当,却听不进去,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对的。也正因为如此,所以苏东坡才感叹佛道难成,言之使人悲酸愁苦。
苏东坡先生的见解是相当殊胜的,也正是因为苏东坡见地的过人超胜,所以才被明朝四大高僧的憨山、紫柏、蕅益、莲池四位大师所共同赞叹。
也的确如此,作为佛教徒去持戒律、去放生、造寺院、供养僧人等等行为,不应该想着这样做了之后,对他会有什么好处,也就是所谓的会有什么功德福报。这类贪求功德福报的想法,也就成了自私自利的想法。对这类不正确的自私想法,明朝王阳明先生在他的著作当中对,此有诸多的批评。
实际上这种自私的心态,也是违背佛教高僧们的教诲的。明朝高僧憨山大师在《建长寿庵记》中便说到:“苟施者不着相,则功德如空,应量无际,而果报不可思议。如是则束草滴水,粒米茎菜,皆法界性与虚空等。否则计功思利,虽施七宝满恒河沙,适足以增有为业累。况得无上福田,为菩提种子乎?”
高僧在文章当中说得很清楚,佛教徒本来就不应该贪求所谓的功德和福报。如果佛教信徒喜欢贪求功德和福报,那在寺院中捐再多的钱,造再多的寺院,也不过是增长有为的业障和拖累。更不必谈得到无上福田,成为菩提种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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