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晓敏
佛教距今2500多年，由古印度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王子乔达摩•悉达多（公元前565—公元前486）所创。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佛，意思是“觉者”。佛教重视人类心灵和道德的进步和觉悟。
佛教有许多重要的观念。
佛教的“众生平等”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也包括有情众生之间的平等。有情众生指一切有感情、有意识的生物。几乎所有的宗教教义中都包含有一定的平等思想，而佛教的平等思想是最彻底的，佛教认为，宇宙间的生命实质上是一个整体，众生具有存在的同一性、相通性、平等性，佛、菩萨观照众生与己身具有同一的本性，由此生出与众生的绝对平等心，生出为众生同乐拔苦的慈悲心。佛教的平等观是一种广义的、彻底的平等，使自然万事万物都平等存在，消除物我区别，扩展了人们对生命的理解范畴，正所谓“物不异我，我不异物，物我玄会，归乎无极”“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这是一种人与自然万物相互融合的生态伦理境界。如宋代高僧清远所言：“若论平等, 无过佛法, 惟佛法最平等。”
在佛教里，“慈”的意思是慈爱大众，给人快乐，“悲”的意思是悲悯大众，拔去痛苦，把“慈”和“悲”结合起来就是佛教所讲的慈悲，即“与乐拔苦”。慈悲是佛教的一个重要理念，《观无量寿经》上称“佛心者大慈悲是”，即是说佛教以慈悲为本。《大智度论》卷二十七：“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大慈以喜乐因缘与众生，大悲以离苦因缘与众生。”慈爱众生并给与快乐，为慈；感众生之苦，生怜悯众生的心，并拔除其苦，为悲。这种慈悲不是狭义的，佛陀的悲是以众生苦为己苦的同心同感状态，是同体大悲。佛教的慈悲，是爱的纯粹化。在人世间它最明显地体现为母亲对子女的爱。原始佛教强调, 要以母亲舍身爱子般的心情去爱众人, 爱世上有生命之物。 佛教被称为慈悲的宗教，在其发展进程中，从“自度” 到“度人”，以至发愿有一众生得不到超度誓不成佛，贯穿着一种伟大的慈悲精神。慈悲体现为一种同情和怜爱。
“色空”说，色，不是指女色，而是指一切的现象。佛教所讲的空，并不是什么都没有。佛教讲的空的含义是讲一切的现象都没有一个恒常性。任何现象都是有因缘的。因，是一种现象自身的内在的东西。缘，是各方面的条件。每一个事物，都是由各种因缘和合而成的，由因缘聚合才有这个现象。一切都是因缘而生起的，因缘聚合在一起就有了这个东西，因缘散了，它就没有这种东西。
佛教讲的“八苦”，前面四种是生、老、病、死。后四苦，第一是“爱别离苦”，第二是“怨憎会苦”，即与讨厌的人不得不见面、相处的痛苦。第三啊求不得苦，想要得到的得不到是痛苦。最后一个是“五蕴炽盛苦”。五蕴指的是色、受、想、行、识。色是身体，受、想、行、识是精神。这五个方面“炽盛”，也会给人带来痛苦。
“慈悲”与“般若”并为佛教的两大根本，这两大根本又均指向佛教的终极目标——解脱，此可理解为佛教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而三者的关系可从佛陀一词的涵义中得以理解。何谓“佛”？佛教的回答是：佛者，觉也，即是已经觉悟宇宙人生真理的大圣人。关于“觉”字佛教是这样阐释的，“觉有三种：自觉、觉他、觉满。自觉是使自己觉悟，觉他是帮助他人也觉悟，觉满是自觉和觉他的程度都达到究竟圆满的境界。又自觉是修慧，觉他是修福，而佛正是这样一个三觉圆、福慧足的大圣人。”［1］这里所谓“自觉是修慧”是指佛教徒要修习“般若”，以求“到达彼岸”；而“觉他是修福”指明的是大乘佛教的核心价值目标，即佛教徒个体不能仅追求自己的解脱，还应当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最终实现解脱，这就是“慈悲”。佛陀即是智慧（般若）和慈悲圆满具足的大圣人。
佛门有“佛法”。“法”，指佛陀所揭示的真理，佛法以文字的形式存在，叫经律论三藏；若在人的内心，就叫戒定慧三学。“戒”是行为规范，是必须遵守的许多纪律。定，是人做事之时内心的安定。“慧”是遵守行为规范，内心安定基础上产生的取舍的智慧。
佛教提倡十善，也就是要行持十种善业。十种善业包括：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粗语、不离间语、不绮语、断除嗔心、断除贪心、断除邪见。
佛教是一个和平的宗教。佛教教团对内要求“六和敬”，对外主张非暴力。佛教在两千五百多年的世界传播史上，从未因自身原因和传教而发动战争，相反，佛陀和历代祖师在延缓、消弭战争或有效医治战争创伤、和谐社会方面的案例不胜枚举；佛教是一个重视文化交流、以心传心的宗教，仅以汉传佛教为例，历史上，白马驮经东来，西域高僧前赴后继来中原弘法，法显、玄奘等高僧西行取经，鉴真等高僧东渡布教，近代太虚大师西游弘化，无不成为佛教友好交流史上世代传颂的佳话，也体现了佛教徒“为法忘我，不舍世间”的崇高志愿。
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与中国固有的思想观念是有矛盾的。如在对待帝王的态度上，印度佛教本着《佛遗教经》所说“不应参预世事，好结贵人”的要求，强调出俗僧人高于在家凡人，所以僧人不应向世俗帝王行礼。这在佛经中有着明确的规定，《梵网经》说： “出家人法，不礼拜国王、父母、六亲，亦不敬事鬼神。”《涅架经》说：“出家人不礼敬在家人。”这与中国社会政治是有冲突的。冲突的结果是佛教屈从于中国政治。佛教徒认识到“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后来北魏的高僧法果，主动接受了汉地的礼仪，甚至说“太祖明睿好道，即是当今如来”。这种把天子当作佛祖加以膜拜的做法，标志着印度佛教已经中国化了。
佛教与中国的家族制度、家族观念也有冲突。中国一直重视“孝”，而依据佛教六道轮回转生的说法，“孝”失去了理据。因为按佛教的轮回转世理论，众生的某某可能在过去世中就是自己的父母、亲人。如《入楞伽经》所说：“我观众生轮回六道， 同在生死，共相生育，迭为父母兄弟姐妹，若男若女，中表内外，六亲眷属’，《梵网经》亦说： “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子是我母，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故六道众生皆是我父母。”印度佛教僧人削发出家不婚娶，这与中国儒家孝道相矛盾。佛教要求剃度、出家、不婚配或弃妻绝嗣，这与中国的传统伦理也有冲突，《孝经》有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所以“剃度”是不孝的表现，也是中国人难以接受的，佛教的不婚配，也是中国社会所不能认同的。后来，佛教为了适应中国的这些制度与观念，逐渐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如提出：出家修行的目的是为了普渡众生，出小家而顾大家，让天下人都能够孝顺父母，这是一种“大孝”的表现。
佛教的中国化，与中国政治和家族制度有关，同时也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中国的佛家子弟，多是自幼即熟悉儒家、道家经典，多是有着中国文化的深厚学养。
从魏晋南北朝起，出家僧侣学习儒家经典的历史自佛教传入中国后就已经开始，因为要向礼法文业世代相传的士族弘宣佛法，就必须熟悉传统文化，以求得士族的尊重和接纳。据《高僧传》记载，早在东晋时期，刚出家的幼童就在导师的指导下，学习儒家经典。在以经史为核心的国家教育体制下，一些出身于官僚士大夫家庭的唐代高僧，自幼就通过官学、私学等方式接受传统的经史教育，他们在皈依释门前属于典型的儒士阶层。唐代北宗的奠基人神秀“少览经史，博综多闻”，而隋唐时期的寺庙，多藏书丰富。除佛教典籍外，寺院收藏有大量的儒家经典。如唐末敦煌地区寺院收藏的儒家典籍有《易》《诗》《书》《礼》《春秋》《论语》《史记》《左传》《汉书》《三国志》《晋书》等，丰富的典藏为僧侣研习儒家经史提供了便利条件。其次，佛教容许僧人在余暇时间研习儒家经典。东晋时代慧远大师，从小资质聪颖，精通儒学，旁通老庄。唐代玄奘幼年跟父亲学《孝经》等儒家典籍，“备通经典”，“爱古尚贤”。明代高僧德清，即憨山大师，十九岁投江宁报恩寺出家，一面念佛，一面学习《周易》、《四书》及古文诗赋。他对中国经典特别是对庄子有深刻的研究。实际上是融合了儒、释、道三家，认为“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庄， 不能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
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宋明理学家大都认真研究过佛教经典，程颐曾在为其兄程颢所写的《明道先生行状》中写道：“先生为学，自十五六时，闻汝南周茂叔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程颢出入佛老竟有几十年，对佛教义理及修习实践皆有体悟。张载辟佛，也曾“访诸释老之书, 累年尽究其说。”他的“民胞物与”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一切人都是自己的同胞，而一切生灵都是自己的培养，这与佛教的与佛家的“同体大悲”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周敦颐作《爱莲说》，应该受到佛教经典的影响。佛教著作常用莲花作比喻。如《大般涅磐经》云：“清净不污，犹如莲花”。《四十二章经》云：我为沙门，处于浊世，当如莲花，不为污泥。”《华严经探玄记》云：“莲花有四德：一香、二净、三柔软、四可爱，譬如真如四德，谓常乐我净。”史载周敦颐精通天台宗经典《莲经》。这些都说明，周敦颐借莲花宣讲君子人格是受了佛教著作的影响。
佛教对中国语言的丰富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福保《佛学大辞典》而言,外来语和专门名词多至三万五千条,译音的如“菩提”、“般若” 、“ 刹那”、“由旬”,译意的如“真如”、“法界”、“众生”、“因缘”;利用固有名词而赋以新义的, 如“本师”、“居士”、“侍者”、“眷属” 等等。所有这些译师们新创用的词汇, 一旦加人我国汉语系统中, 经过相当时间的消纳后, 必然引起汉语语汇的扩大, 有的几乎成为日常流行用语, 如四大皆空、八风不动、怒目金刚、菩萨低眉、清规戒律、极乐世界、众生、果报、契机、缘起、方外等。与佛教有关的歇后语有菩萨坐莲台，真神；观音菩萨下凡，救苦救难；阎王贴告示，鬼话连篇；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菩萨吞长虫，佛口蛇心；泥菩萨，没心没肺；泥菩萨摆渡，难过；泥菩萨摔跤，散架子；庙里的菩萨，当家不做主；阎王下请帖，不去不行；阎王爷点生死簿，一笔勾销等。佛教成语占中国汉语外来成语的十分之九，许多佛语还演化成日常用语，如一尘不染、一刀两断、口头禅、心心相印、安祥、导师、真谛、演说等等都是佛语。
佛教对中国文学也有相当大的影响。梁启超的《饮冰室佛学论集》的“翻译文学与佛典”一章中，他特别强调“我国近代之纯文学，若小说、若歌曲，皆与佛典之翻译文学有密切关系……自《搜神记》以下同类之小说，与《大庄严经论》一类书因缘很深。至于《水浒传》、《红楼梦》，其结体运笔，受《华严经》、《涅盘经》的影响也极深。宋元明以来，杂剧、传奇等长篇歌曲，也间接受到佛经等书的影响。” 梁启超认为近代文学与大乘经典，存在相当微妙的关系，简而要之有五方面的影响：一、国语实质的扩大；二、语法及文体的变化；三、文学情趣的发展，比如我们近代的纯文学，像小说歌曲等，皆与佛典之翻译有密切关系。孔雀东南飞、木兰辞等长篇叙事诗的产生，受到佛教经典，皆以极壮阔之交澜，演释极微妙之教理，增进了中国人的想像力，革新了中国人的写法，宋元以后章回小说受其影响不少；四、歌舞剧的传入；五、字母的仿造。
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用了两章的篇幅来介绍佛教的翻译文学。胡适认为佛经“给中国文学史开了无穷新意境，开创了不少新文体，添了无数新材料”。 胡适认为佛教的输入，对中国文学主要有三大影响：一、佛教的译经诸大师，用朴实平易的白话文体来翻译佛经，但求易晓，不加藻饰，造成一种白话的文体，佛寺禅门成为白话文与白话诗的重要发源地。二、佛教文学最富想像力，对于最缺乏想像力的中国文学，具有很大的解放作用。中国浪漫主义的作品，像《西游记》等小说是印度文学影响下的产物。三、印度文学很注重形式的布
局与结构，这些佛经的输入，对后代话、小说、戏剧的发达都有直接或间接的贡献。而且佛经的散文与偈体夹杂并用，也对中国后来的文学体裁有影响或关系。
中国小说作品的大部分内容与佛教有些关联。张中行先生在《佛教与中国文学》中就谈到“作品的故事内容不管是用什么体裁表现的，往往会提到僧徒、寺院、修持、神通、菩萨、罗汉、乃至阎罗、地狱、鬼魂、报应等等，这样的题材显然是受到佛教影响的。”也就是说中国的俗文学作品中即使不是演述佛教的故事，但其中却混合着不少佛教成分。如《宣验记》、《冥祥记》、《西游记》、《封神演义》、《西厢记》、《白蛇传》、《红楼梦》、《水浒传》等小说的内容都直接或间接的与佛教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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