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尔雅是20世纪重要的广东籍艺术家。生于北京，善小学、书法、篆刻、绘画、诗文，其甥容庚谓：“（先生）篆刻学邓石如，正书学邓承修，诗学龚自珍，而均能变化以自成家，观者罕知其所自出。”邓尔雅印章风格清丽恬淡，刚劲隽永，晚年喜参用六朝碑文字入印，人谓之“驱使铦笔，毛颖纵横”。邓尔雅1905年东渡日本学医，后改学美术。1910年回国，次年助潘达微创办同盟会及国内的第一份机关刊物《时事画报》，活跃于艺林，广交国内名家，享誉南北。著有《邓斋印谱》《篆刻危言》《文字源流》《艺觚草稿》《篆书千字文》《印斋印赏》《郑斋诗集》等；邓尔雅培养了一批广东的篆刻名家。
外公邓尔雅之谜
黄大德
我只见过外公邓尔雅一面，那是20世纪50年代初的事了，妈妈带着我和妹妹去香港探亲，顺便到跑马地奕阴街去看望他。
那时我只有八九岁，印象早已一片模糊，唯记得的，就是他很矮，很痩，穿着长衫，手拿拐杖，嘴巴不停地翕动。不久，外公去世了。那时我十岁，由于没共同生活过，因此没有悲哀，也不懂悲哀。很久很久之后，才知道在我出生的第二年，外公给我刻了一方名印，还写了一副集邵雍句的对联给我：“立身须作奇男子，善处方名大丈夫”（后来我才知道，除我妹妹外，每个外孙出世后他都会写联、刻印相赠）。这副对联如今还挂在书房门口，但明白其中含意时，已是不惑之年了。我想，真神奇，说得那么准，外公会算命吗？在他的诗文中，我只知他做的梦很灵验。
20世纪80年代我转向在故纸堆中做些史料的搜集、整理、研究的工作，这时候我才慢慢地走进他的世界。时人为外公撰传，对其生平，仅限于“早岁东游扶桑，西游临桂”“历任公私学校教员”等。要走进他的世界谈何容易？唯能从报章寻章问句而搜之。
外公最早见诸报刊上的文字，是《时事画报》，继而在《南武学报》《华字日报》《华星三日刊》等报纸杂志上，长者三两千言，皆属学术考证类的文字，其他的都是“豆腐块”，有如今人所说的“补白”式的“报屁股”之类的诗文。但无论长短，皆有人、有物、有识、有情、有趣、有神、有典、有味。后来在港粤两地的图书馆、艺术馆及私人藏品中找到了为数不少的论著手稿、笔记和印谱、信札。大量资料的出现，无疑是令人兴奋的。20世纪为编年表，惜一则无史学训练，二则史料未能穷尽，留下了一堆谜团，今试述之。
邓尔雅 楷书四言联 1927年 香江博物馆藏 （选自岭南美术出版社《尔雅书画》）
昆山片玉 孟仑二童
时在光绪谈革命
外公逝世后，报上刊登了一些挽联，其中有凌巨川联曰：
少曰忆同寅，论学城南，时在光绪谈革命；
暮年悲旧雨，潜踪海角，久曾篆刻共知名。
老实说，读这挽联前，我从未把外公与“革命”这两个字联系在一起，读后想想，倒应该梳理一下他在清末的生活轨迹和朋友圈了。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年仅15岁的外公与杜清贻、冯智慧、陈诗仲在广州东横街创办了广州第一间小学——启明小学。他们“皆年轻有朝气，相助办学，且备置铜鼓喇叭，训练有铜乐队，每逢运动会、大会皆出场吹奏，风头颇劲”。邓芬是羊城名门望族之后，父亲次直，盐商，古文学养深厚，以诗词鸣于时。据邓芬回忆，其兄早岁走学于启明学校时，杜清贻及其妹妹杜清墀、马励耘、张竹君等常到他们位于永清门外的南城太平沙家“清谈”，邓尔雅与陈诗仲属同事，亦身列“常客”之中（邓尔雅在《吊陈仲诗》中有“太平沙外立斜阳”句）。
邓尔雅 青山白云（附边款） 2.4×2.4cm
邓尔雅 动物肖形印 1.6×1.6cm
邓尔雅 无所容居 2.8×2.0cm
邓尔雅 寿如金石佳且好兮 2.6×2.6cm
邓芬家中这些常客是何方神圣？陈诗仲（？—1908）是兴中会员，香港《中国日报》记者，新加坡《图南日报》主笔。其余的女将，马励耘是清末广州有羊城大亨之称的实业家黄景裳（1870—1915）之妻，维坤女校校长；张竹君（1867—1964）乃辛亥先驱之一，中国第一个女西医；沈佩贞是著名的女权活动家，反清女将；唐群英，女权领袖，中国同盟会第一个女会员，被称为“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之一，好一群思想激进的热血青年！“清谈”什么？邓芬仅说她们是“新思想运动”与“争女权解放”之“女杰”，因此必与“革命”有关。这些女杰，对邓尔雅可说不无影响的。他曾写过几首诗，显示了自己对女杰的仰慕：
中原有女儿，倾国复倾城。圆肤长六寸，行步自轻盈。生少爱国家，多情似无情。三更四更夜，潜自告精诚。妾身愿归国，与国同死生。（《新国风》）
美人独立能遗世，绝代风姿秦汉装。昨夜东风偏好事，南枝先与好春光。”（《自题画梅》）
震旦有佳人，愿以国为郎。恼杀北堂母，羞煞东邻娘。纤纤十指好，盈盈双腕圆。何如携手去，爱国情缠绵。金针忽停弄，刺绣心草草。眼泪暗中流，敢忘我国好。为国掷春心，独立对花语。侬身国之身，不如从嫁与。（《女儿嫁国吟》）
夏桀伐有施，夏亡以妹喜。殷纣伐有苏，殷亡以妲己。周幽伐有衮，周亡以褒妪。乱晋复沼吴，骊姬与西子。一顾倾人国，雪仇能忍耻。谁将女娲字，一一污青史。（《女侠》）
时邓尔雅与陈诗仲往来最密切，齐穿洋服，剪辫子。那时剪辫是要杀头的，但有《劑（剪）发口占》一诗为证：“未必毫无憾，明知发受恩。一齐向上涤，今者瞎为尊。”（石涛致“八大山人”书款书大涤子大涤草堂、莫书和尚济有冠有发之人向上一齐涤。瞎尊者，石涛号。）可谓“斗胆”也。
邓尔雅 篆书八言联 1953年 香港艺术馆藏 （选自岭南美术出版社《尔雅书画》）
族茂麟趾宗固磐石 旁廷龙目仄生离支
1905年9月潘达微在广州“集同人，振其舌，摇其笔，高呼于五岭以南，而冀人民及早警觉”，创办《时事画报》。汪宗衍尝对我说，《时事画报》是孙中山让潘达微办的；而冯戒闻说，参与《时事画报》的人宣统之前全都加入了同盟会。这都只是一家之言，孤证难辨，但该报以宣传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为职志，这是无可置疑的。在那段时间，与外公关系最密切的是潘达微。关于潘达微这位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收尸人的事迹，人们大概都是耳熟能详的。
1910年春，李栖云邀请有“革命和尚”之称的太虚大师到广州宣讲佛学，与潘达微等革命党人多交往，后在白云山双溪寺任住持，遂成为革命党人活动的秘密据点。与邓尔雅、林君复等有往还。黄花岗起义后，当局因搜到太虚的《吊黄花岗》诗，被清廷通缉，在友人帮助下离开广州到上海。后来外公与太虚都有诗歌酬唱，太虚《答邓尔雅》云：“日月抛人急，风云入世深。江河空浩渺，山岳自崎嵚。佛性不生灭，英雄几古今。为怜天亦老，应有杞忧心。”
外公原名溥霖，1908年溥仪登基，于是，普天下需讳“溥”字，他改号“万岁”，自刻名印，边款曰：“邓万岁。《急就篇》语也。尔雅取以为名，刻此记之。”似是卖弄学问，实质分明是为蔑视皇权，也可谓斗胆包天！若在太平盛世，这必属冒犯天条的死罪，但此际南方武装起义频起，清室大厦将倾，摄政王载沣哪里还顾得上南方文人改名这等芝麻绿豆的小事？
外公在《时事画报》中的画仅有一幅《张文烈公遗像》，其余都是诗词。但与《时事画报》同时的，还应该有《滑稽魂》《时谐画报》，皆不存矣。里面有没有他的作品，也不得而知。不过有趣的是，各种画报皆以时事画为主，而绝大多数题跋后都有与文章相关的印章，这些印章，有些是即兴画上去的，有些是盖上去的。冯戒闻说那些印章很多是邓尔雅刻的。但到底哪些是他刻的呢？难以考究。但从叶为铭编的《广印人传》中看，他的印名已誉满全国了。而从所见外公的印谱中，倒有不少抒发家国情怀的印，如“待从头收拾旧山河”；“当为国家扫天下”；“处乱世思君子”（第94页）“国耻未濂”；“毁家纾难”；“为国驰驱已十年”。最有意思的是，吾家尚有两方无边款之印：一曰“守口如瓶”，一曰“立义行事”。那是为谁而刻，为何而刻？无从考证。但却流淌着那个时代的气息，折射出那个时代热血青年忧国忧民的情怀！
邓尔雅 楷书心经中堂 东莞市博物馆藏 （选自岭南美术出版社《尔雅书画》）
那块牌匾
八十年代便听说外公那个故事：邓尔雅在香港沦陷时曾为日本香港总督部写过招牌，得到了三包米，因此有“邓三包”之称。开始我以为这只是人们茶余饭后的“传说”。后来香港的丁新豹先生告诉我：这块牌匾现在藏于香港历史博物馆。
这在我心中蒙上了一重阴影。其后我联系上了祖风舅氏，他一脸无奈：“爸爸的确是写了，后来日本人还要他给刻印，完工后给了一包180斤的蓝线包米。外边便传闻满天飞了。你想想，那时候，谁能拒绝这样的‘邀请’？”
2015年，邓芬外孙刘季先生赠我邓芬《师友录》影件，内有邓尔雅小传，提及了那块牌匾的事：邓尔雅“中日事变，香港陷后仍留港，曾为机谷廉价书招牌，数十人独获选用者，当以白木板，高盈丈，横三尺余，即席挥毫，成八大字，‘香港占领地总督部’。”
原来，当时被“邀请”为书者不止邓尔雅一人。但还有谁？也是一个谜。至于当时留港的称得上书法家者有没有数十人之多，另当别论。
邓尔雅 嬴（附边款） 2.1×1.8cm
邓尔雅 虹若（附边款） 2.6×1.2cm
邓尔雅 能移我情（附边款） 1.8×1.8cm
邓芬说是在木板上即席挥毫，却令人百思不得其解。请教过书法家，他们都说，无论是用墨还是油漆，在木板上都无法运笔，也无法写得好。专做牌匾生意的人也说这是不可能的事，唯一的办法就是在纸上写好后过印到板上再刻。要还原历史的真相并不容易！
黄金海在《广东国画研究会创立经过》中说：“香港沦陷后，邓尔雅在港曾替日寇香港总督府写过招牌，故邓以后的作品署名曾改为邓宠恩。”他把邓尔雅“宠恩”一字的由来与为日本人写招牌联系起来了。但1945年邓尔雅有《感宠恩》一诗：
吾粤旧俗冠礼婚仪同时并举，非必适齐二十之年也。岁庚子，先大人命余字曰宠恩，四乙酉后历劫无恙，喜荷交并，乃以字行。既感真宰，用志庆幸，且涤膻秽拔除不祥云尔。
弱龄冠礼锡嘉名，七秩开三以字行。上帝宠恩书不尽，涓埃岂易答升平。多幸曷胜荷天宠，命名未免忆亲恩。兴虽不浅童心在，卌载前尘感冠婚。汉蜡惯经述陈宠，岁除例合祀长恩。追惟皇览揆初度，况有藏书手泽存。本字为然略异音，说文徐注解因心。顾名思义毋忘却，一语方之坐右箴。
原来，宠恩一字并非四十年代所改，而是庚子年（1910）先大人所赐。外公是如何应对外界的传闻的？不得而知。外公是信佛的。《佛说四十二章经》云：“何者多力？忍辱最健。忍者无怨，必为人尊。”想当初，他必是以此作自我解脱！
邓尔雅 篆书李白诗二首轴 香港艺术馆藏 （选自岭南美术出版社《尔雅书画》）
外公书写的招牌
世纪之初，承许礼平先生介绍，得以拜访李侠文先生。本来他已卧病多年，闭门谢客，但大概家父和他是老友，且交情甚深的缘故，一见面便侃侃而谈，画人画事还有鲜为人知的掌故。自然也谈到了他和家父的交往，谈到了我外公邓尔雅。他说：我很喜欢你外公的字，《新晚报》的报头就是我通过你爸爸请他写的。话题一转，他说：很奇怪，他的字那么好，而香港店铺林立，但就是没人请他写招牌。大概因为他的字太清秀了，清，就表示生意清淡，不吉利。这是生意人的大忌。
外公有写过商号的招牌吗？有的。
一个是“艺一印社”。我最早看到它的出现，是在1949年1月24日香港《华侨日报》上的一则《艺一印社展览名家书画作品》的消息上：
艺一印社展览名家书画作品。中环同文街口艺一印章社，平日搜藏本港名书画家邓尔雅、罗叔重、叶观盛等作品甚多，该社为适应农历岁晚景节，经于昨日在该社陈售，凡购买者，可即代该书画人题上款，售价并不昂贵，所谓价廉物美云。
“艺一印社”是谁所办的？从1948年《香港年鉴》中的《书画金石家一览》中，只有何筱宽的联系地址栏注明在：香港同文街口艺一。由此看来，很可能是何筱宽创办的。
1949年5月29日的《华侨日报》有一则桂坫的润例：
南海桂太史坫，字南屏，为逊清光绪甲午翰林，道德文章为世所重……书法宗颜柳，深获时誉，求墨宝者踵接，太史辄即应，鲜越宿者，其精神过人处于此可见。迩因其哲嗣迎养至港，卜居尖沙咀漆咸道宝德街(未编门牌新屋），欲得太史书法者，代理收件处为大道中同文街口艺一印社。润例如下：四屏四十元，楹联廿元，条幅十五元，中堂卅元，横批卅元，扇面十元，像赞五十元，题名人字画廿元，（篆隶加倍）大字每尺十元，尺五廿元，寿屏面议。
看来印社的功能除充当书法、篆刻家的中介代理外，还负有展览、销售的业务。外公去世后，讣告中注明，挽联挽诗请交艺一印社。这样，艺一印社与他结下了最后的因缘。
邓尔雅 行书临古帖四条屏 香江博物馆藏 （选自岭南美术出版社《尔雅书画》）
我哥哥告诉我，外公还为一个茶庄写过招牌，好像叫春兰茶庄，是专卖高档茶叶的。八十年代他移民前还见过，现在就不知安在否了。
为什么外公在一个如此繁华的商业之都没有写其他招牌？
在《九华堂所藏近代名家书画篆刻润例》中有一则江孔殷的《兰斋重订卖字换米润例》的润例，颇有意思，特录于下：
照丙戌农历十一月初一日起，专收换黑谷香粳米一种，经香港代理艺一印社，订明米每百斤折交西纸一百元，本省内外代理。如不能交米换字者，应按西纸价折合国币交收，以昭一律，例款如下。楹联：七言，三十斤，八言，四十斤，长联另议。中堂：百字，四十斤，过百，五十斤，过度另议。四屏：三尺二，八十斤，三尺八，百廿斤，同上。琴条：三尺二，四十斤，三尺八五十斤，同上。扇面斗方：一百廿字，五十斤，二百廿字，百廿斤，同上。榜书每字：二尺内，六十斤，三尺内，百二十斤，同上。细骨女扇：跨行，百廿斤，密行，二百斤，孖行另议。寿屏像赞碑文墓志书画题跋一律另议。注意：单条不写，有告白及宣传性质不写，来文佳与不佳均不写，金笺真伪均不写，蜡笺粉笺劣洋纸均不写，商号联名不题下款，先润后墨，钤章磨墨收费加二。戊子元日江孔殷重订。
由此我们看到了当时香港文化人的生存环境与生存状态，钱已等于“湿柴”，难以润笔果腹，故以米计之。在润例中清楚注明告白及宣传性质的不写，商号联名不题下款，也足见文人的那种自我清高的心态。邓尔雅虽然穷困潦倒，但也难以例外。在他看来，香港乃为“栲栳量金争买卖，人人火急向欢娱”之地，俗气难耐，因而招牌字他是不屑于写的。“艺一印社”是经营印章业务的，与他有关，出于业务上的考量他才写的；而茶庄，算得上是清幽高雅的店铺，所以也是个例外吧。
邓尔雅 小窗横幅（附边款） 1.6×1.6cm
邓尔雅 归依（附边款） 2.2×0.8cm
邓尔雅 黄山（附边款） 2.0×2.0cm
外公之“笔误”
友人谈论外公的书法、篆刻时，往往质疑他写错字。如董建在《作字如治印——邓尔雅行书扇面》文（载2005年1月13日《中国书画报》）中，指出了他的“笔误”“风陈”应为“风尘”。若按此类推，外公的书法、篆刻中那就错字连篇了。
难道外公真的如此没文化吗？其实人们还未读懂邓尔雅。
外公生长在书香世家，受家风熏陶，自小对“六艺”产生浓厚的兴趣。当家庭教师为比他年长六岁的哥哥上课讲授《文字蒙求》《说文部首》等书时，他饶有兴趣地在旁边当了个“旁听生”，自言“乃翁六岁诵无邪”，自小便略知“六书”体例。人家的小孩在外玩耍，他却在家里玩弄石头，捉刀嬉戏。他更大的兴趣是读书，家里的书读完了，便买价廉的点石影印图籍来看，买不起的或其他珍贵版本古籍便向戚友借阅，以资博览。十五岁师著名学者陈东塾的高足何邹崖和黄屺香先生，因而得以继承东塾的学术思想。他嗜抽卷烟，随身带着许多烟纸，每当读书或和朋友谈天说地或在茶馆读报时，若一旦发现有用的资料，便用烟纸认真抄录下来，回家后分类整理。外游时也不忘搜集各地的民间方言、词汇，加以注音、释义。
邓尔雅 楷书临古册（局部） 香江博物馆藏 （选自岭南美术出版社《尔雅书画》）
外公八岁便开始篆刻生涯，有“早年金石号神童”之誉（沈禹钟：《印人杂咏》）。其篆刻与书法，最大的特点是“印从书出”“下笔有由”。下笔举刀之前，必在字源考索上下一番功夫，自言“‘六书’根底太相干，不考说文心未安。”
外公作品的署款，多把“尔雅”写作“尔疋”。“疋”字不少人以为“匹”字，因此称他为“疋叔”或“匹先生”，至今仍为艺坛笑谈。为此，友人曾专函询之。他解释如下：
来函敬悉，承问疋之分别。此字即字典亦靠不住，非从篆文求之不可得也。兹另纸录呈。此弟之名字，研究甚清楚，自问不致误，非敢夸也。理应如是耳。
疋音雅，正也。故与正字相近，又足也，故与足字相近。又音疏，疏字胥字从此偏旁。
匹，数目字，四丈也。两信也，匹偶也，匹配也，匹夫匹妇也，马四匹谓之乘，马光影一匹长故曰匹，俗变作疋。雅，鸟名，今俗作鸦，兹将变化之次序列左……
有趣的是，有数方印是以广州方言“耳瓦”入印，其中一方边款曰：“吾粤方言，尔雅与耳瓦同音，尔雅刻此，有瓦釜雷鸣感焉。”
邓尔雅 篆书龚自珍己亥杂诗二首扇面 香港艺术馆藏 （选自岭南美术出版社《尔雅书画》）
邓尔雅 行书苏轼词扇面 香港艺术馆藏 （选自岭南美术出版社《尔雅书画》）
外公曾到日本游学，并长期生活在广东这个中西文化碰撞的窗口，因此对西方文化、文字亦有所研究，并大胆地加以吸收，融洽在方寸之间，如有一方常用印“尔雅”，许多人以为只是取“爾”字内的四个“X”作装饰美，但他在《邓斋印媵》中注曰：“古尔字，象窗格形。”又有一注：“似太西字母”。此确为古今中西结合的典范。
尝刻“国画研究会第一次展览”一印，国字口内从民，并撰文说明：“国从民见《魏三级浮屠颂》，亦六朝俗字。今人以为是新造字，未读书耳。”
至于《从军乐》中“风陈”的“陈”字是否笔误？恰好又有“卅功名尘与土”（见《邓尔雅篆刻集》第20页）一印，“尘”字亦用“陈”。看来，对于这位文字学大家来说，应不至于出现这种常识性的错误。其实，外公对“尘”“陈”是有一番深入考究的。在《洗砚池馆印句》中的“明窗陈人”印文中注曰：“陈古尘字，亦作塦，古阵字。古玺姓陈亦作塦，金文亦然。清湘上人号清湘陈人，兹仿之”。所见遗印，亦多有分别以此三种写法入印的。
而在其诗作中，对“陈”字亦多引。如《二名》诗有“三日未看山，俗陈增一斗”句，诗末自注曰：“陈，尘也，大篆作，引申作陈列之陈，变为‘敶’”。又如《陈子微陈嘱录近年寄怀诸作于横批，因题一律于后》，此“微陈”即“微尘”。
至于“邓”字，乃外公本姓，故他对“邓”字之研究更深。在《洗砚池馆印句》中不仅考出了“邓”字的若干写法，而且在配字时根据自己的美学追求及受印者的对象，临移变化，从附图各印中的“邓”字，令人眼花缭乱，叹为观止。
外公常言：篆刻“必以小学为根本者，先识字而配、而刀法，尤重在识”；“大抵印人皆小学、金石、书画诸艺旁究兼治，从无只工篆刻不及其他者，特为印名所掩耳”。尝有《治印示儿辈》诗六首，其中末两首云：“上追甲金石，旁及陶瓦砖。三代同风气，印人所以传”“大巧浑如拙，小学必先通。俗伧不识字，捉刀非英雄”。但他绝不是在卖弄学识，玩弄文字游戏。篆刻、书法对于外公，除聊以帮补生计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学习、钻研小学训诂的手段。作为文字学家，追寻中国各族文字的源流、演变、考索，才是他的至高境界。他以毕生之精力，撰成《文字源流》，凡二十一册，以札记形式，每段三数百字，全书约四十万字，胜意纷呈，令人目不暇接。在近世书林印坛名家中，像先生那样深于交书之学者，罕有其匹。其手稿在外公去世后由舅氏捐给香港艺术馆，惜至今未能整理出版。
邓尔雅的人物画
舅氏曾翻出两幅画邓蓉镜公的肖像画，没有题字，也没有钤印和署款。那是按莲裳公的照片画的，复印了一份给我。很多人看了之后，用怀疑的目光问我：那真的是邓尔雅画的么？
这幅《邓蓉镜肖像》引起人们的质疑是毫不奇怪的。因为在邓尔雅传世的作品中，以书法、篆刻为主，至于绘画，人们常见的，不外乎是三几幅山水、花卉之类题材的图画，若说人物，偶见钟馗三几幅。人物画则少之又少。因此但寻求答案，必须追溯历史。
其实，外公进入公众视野，首先是画人物画的。早在1905年出版的第7期《时事画报》上，刊登了“本报美术同人表”，共二十四人，其中包括至今仍为人们熟悉的伍懿庄、冯润芝、葛璞、陈寿泉、陈树人、高剑父、何剑士、潘达微。而外公的名字也在首列其中：“邓溥，字季雨，人物、铅笔。”
邓尔雅 花鸟中堂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表中标注画人物画的仅十人，而能“铅笔画”的仅有他和高剑父、潘达微三人。在当时，铅笔画等同于西洋画（铅笔画是西洋画入门的捷径，直到1916年上海美专出版的《铅笔画》广告仍称：“学西洋画必从铅笔画入手，如将铅笔画学好，不论何种西画均可迎刃而解，但所临铅笔画又须注重写生，盖所写之画稿虽一点一画，皆具真理”）。由此看来，外公在日本是吃过几晚“夜粥”的。
不过，翻遍《时事画报》，外公在该刊署名“邓溥”发表的人物画，仅有《张文烈公遗像》一图（此前曾刊于邓实主编的《国粹学报》上，1907年第23期），其余皆为诗文。为什么他作为“本报美术同人”而在报上没有其他美术作品？仔细浏览，原来《时事画报》上有不少图画都没有署名的。这些无名的作品到底是出自何人之手？外公有没有匿名的作品？这已是永远无法解开之谜了。况且差不多与《时事画报》同一时期，还有《滑稽魂》和《时谐画报》，已不存，无法追寻。
邓尔雅 佛造像（附边款） 2.2×2.2cm
邓尔雅 万千玺（附边款） 1.7×2.0cm
外公是否真的擅长人物画？记得母亲常说起，外公从小喜画公仔，说他很多时候以卖文为生，一写文章，喜欢配图。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我国学界“左图右史”的传统。从外公与容庚的通信中，知道他的确曾卖文为生，遗憾的是他没有留下任何剪报。我翻阅《香港华字日报》，有他不少文章，但该报从不配图，后来在《华星三日刊》等小报上，确如母亲所说，其中不少是配有图的，如谈篆刻的必配印章，还有一些以“八表”笔名发表的文章，还配上人物画的图像。但那些画的署款为手写体的英文字母“XBT”，是否他画的呢？开始百思不得其解，但当编完外公的篆刻集后，忽有所悟。
一方面报上的图画与文章同在一个方框内，只署“八表”之名，这本身就意味着图文是同一作者。至于“XBT”，应为“八表”的签名式。从外公的篆刻作品看，由于他一生专注于研究文字学，因而在配字上疯狂地“玩”字。古字、异体字、少数民族字、外国文字入印的篆刻屡见不鲜；另一方面，同音字、象形字等也给他玩得出神入化。例如，“爾”字，他干脆用四个“X”代替(尔雅印），岑学侣的“学”字用两个“X”代替，侣字则去掉亻（岑学侣印）；又如“尔难”一印，用广州方言的“耳瓦”代之。在《华星三日刊》上的“XBT”署款，X无疑是“尔”的极简版，而“瓦”字则取象形，用两块瓦片（nn）下加一横线连在一起，变形为竖列，便成了“B”字；至于那个“T”，则釆用十九世纪末开始流行的韦氏拼音法（Wade—GilesSystem)，以邓字的拼音（Teng）取其第一个字母“T”，便是西方人名在前，姓在后的署名方式，变成“尔雅邓”的西文缩写。
邓尔雅 篆书七言联 1953年 香江博物馆藏 （选自岭南美术出版社《尔雅书画》）
风光正及二三月 冠者相从五六人
尽管这只是推理和猜测，但亦可以断定“XBT”是“尔雅画”的洋文缩写。其实，这种洋文式的签名，在20世纪20年代的西洋画和漫画中已非常流行。例如，家父黄般若的漫画中，署“万”字时，往往以“5”字美化，署“千”时，也会以“M”这英文字母为近似音代之；张光宇的签名把“光宇”两个中文字拆解为五个类似字符，黄苗子则把“苗”字拆解为“廿”“田”作签字式。从事小学研究的外公居然也这样玩新潮，正体现了他的学问藏今古，智慧贯中西。《华星三日刊》上还刊有外公的人物画，如意笔写来的《锺馗》，如以陈洪绶笔法所绘的《屈原像》。
回到关于《邓蓉镜肖像》是不是他绘的问题上，我之所以说肯定，一是他有不同风格的人物画作品，二是《邓蓉镜肖像》和1907年的《张文烈公遗像》同属摹写。只不过《肖像》是按照片所摹，一张只摹其形，另一张帽子、衣服纹理一一加工，显得特别工细。这当然不会是晚年所摹，而应该是在莲裳公去世之后不久所摹。只要有西洋铅笔画的功底，再加上其对父亲的孝心，对外公而言，应是轻而易举、游刃有余的事情。（作者系邓尔雅外孙）
邓尔雅 黄开般若花 2.0×2.3cm
邓尔雅 刘 2.2×2.2cm
邓尔雅 鱼山人 3.1×2.1cm
邓尔雅 黑三昧（附边款） 2.2×2.2cm
邓尔雅 篆书宋吴自牧梦粱录节选中堂 1924年 （选自澳门艺术博物馆编《邓尔雅书画印集》）
转自中国书法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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